《齐太公吕望表》的价值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它所记录的重要史实。第一，碑文记载吕望是汲县人，与《吕氏春秋·首时》所记载吻合。清代以来，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汲县(卫辉市)是吕望出生地，东海之滨是吕望躲避商纣之乱的地点。第二，碑文记载举世闻名的汲冢书出土在太康二年，与负责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穆天子传序》的记载一致，碑文的记载属于当地出土文献的实时记录，纠正了《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之讹误。第三，吕望的年纪，碑文录汲冢《纪年》记载周“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由于汲冢《纪年》已经亡佚，此条仅见《齐太公吕望表》记载，这与《尚书·顾命》记载不同，引发学者重新评估先秦两汉文献对于吕望年纪记载的真实性，对于研究西周初年的年代事迹很有价值。第四，碑文录汲冢《周志》记载文王遇太公望事迹，学者探寻《周志》的性质，其与汉代传世的《逸周书》、汲冢出土的《周书》之间的关系。
《齐太公吕望表》，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年)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县令卢无忌所作，以颂扬其祖吕望的功德。吕望，又称吕尚、太公望、姜太公、齐太公，是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屡出奇谋的大功臣，受封于齐国，故称齐太公。《水经注·清水》记载，东汉之时，汲令崔瑗已立太公碑，并设置祭祀的坛场。逢东汉末、三国之乱，坛场废弃。卢无忌认为他是吕望之后，所以恢复坛场，刻碑纪念。
传世的《齐太公吕望表》拓本数量众多，有明拓本、清拓本、民国拓本。今见明拓本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顾广圻、瞿镛、丁福保递藏本(下图)，上海图书馆藏罗振玉、李国松递藏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本等。明拓本碑文文字保存较完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拓本拓工尤精。清乾隆至民国间的《齐太公吕望表》拓本众多，今拍卖会往往有拓本参与拍卖，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黄小松、朱文钧递藏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何昆玉、梁启超递藏本等为佳。除拓本，还有摹本，张德容《二铭艸堂金石聚》、鲁迅《鲁迅辑校石刻手稿》、柯昌泗《汉晋石刻略录》摹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齐太公吕望表》为晋太康十年三月十九日刻，原在河南汲县。碑额高19厘米，宽10厘米;碑身高128厘米，宽74厘米。碑文见于碑额、碑阳、碑阴、碑侧。东魏武定八年(550年)汲郡太守穆子容立《修太公吕望祠碑》，是《齐太公吕望表》续作，录《齐太公吕望表》的前文，而略其颂词。
在琳琅满目的汉晋碑刻中，《齐太公吕望表》以其记录的史实与书法艺术，而处于显赫地位。尤其是随着金石学在清代的兴盛，《齐太公吕望表》广为传拓，名望走向鼎盛。
它卓越的书法艺术，被一些学者视为晋碑之冠，并且是汉晋隶书艺术中的佳品。自清代学者重视碑刻书法艺术后，清代、近人皆推崇《齐太公吕望表》书法。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赞其古雅，赵绍祖《金石续钞》言其“犹有汉意”，冯云鹏、冯云鵷《金石索》誉其为“晋碑之冠”，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西晋分书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孙夫人》二碑，虽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顿宕，姿致天成。”杨守敬《激素飞青阁评碑记》中称此碑“古茂峭健之致”，比肩汉魏的书法艺术也当之无愧。又《学书迩言·评碑》和刘熙载《艺概·书概》中均称其与《孙夫人碑》不分伯仲，尤为晋隶之最。而毛凤枝《石刻书法源流考》又赞其与《孙夫人碑》皆别具风格，清隽潇洒。
该碑原立于太公泉。顺治至乾隆五十年的百余年间正值朝代更替，《齐太公吕望表》不得见，学者以为亡佚。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黄易(小松)于河南卫辉府署获上段。原来因碑断裂，明末知府周思宸载置府治宾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黄易又寻得下段。黄易将拓片赠送毕沅、钱大昕、武亿等金石名家。嘉庆四年(1799年)秋，汲县训导李元沪请将碑置于县学(孔庙学宫)，并在碑石左上方隶书刻跋两行，李震在碑石左下方楷书刻跋两行。民国以后，《齐太公吕望表》归县图书馆收藏。抗日战争爆发后，县图书馆遭到日本军队的严重破坏。此后，缺乏详细记录，《齐太公吕望表》又一次下落不明，遂成谜团，有待访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