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指路村遗址置于秦灭巴蜀的大背景下，不难得出它的“移民”性质。杨波说，秦灭巴蜀以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一是屯兵，二是将罪犯家眷迁到巴蜀地区移民支边，以及把六国剩下的民众迁移此处统一管理。再加上汉武帝开发西南夷鼓励移民，卓文君之父、卓王孙这种富豪级人物也举家入川。因此从秦到西汉时期，几次移民都会带来巨大的文化影响和冲击。考古人员甚至推测，“X子乡”虽然缺失一字，无法识别具体名称，“但‘子’也可能是分封的爵位名，这处遗址，或许就是从六国时某个王公贵族的封地迁移而来。”
这个基础设施完备的聚落，居住的是何许人呢?杨波说，尽管指路村遗址距离古蜀文明时期的郫县古城只有100米。但从出土文物来看，它们应该不是古蜀人所留下，更应是战国晚期秦灭巴蜀后的移民及其后裔留下的。
杨波说，在近年对郫县古城遗址的考古勘探中，考古人员发现有多次洪水淤积现象，且厚度较大。在指路村遗址以前的大约两千年里，出现了文化堆积的缺环，“这极可能意味着郫县古城因为水患不绝，终被废弃。在李冰治水之后，天府之国水旱从人，人们便再度进入附近区域繁洐生存。”杨波透露，此次发现的不少遗址下面有卵石，说明极可能就是建在古河床及其附近。
这种外来文化还体现在瓮棺、瓦当等出土文物中。杨波说，古蜀时期并无瓮棺葬风俗，而瓦当同样是中原文化中用于高等级建筑的构件。此外，遗址还出土了陶罐、陶钵等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征的器物，且数量巨大，与巴蜀文化特征明显的釜形鼎等器物形成鲜明对比。
杨波透露，指路村遗址面积多达近300万平方米，目前的考古只是其中一角，因此还无法了解聚落人口等具体信息。但经过科学发掘、保存较好的汉代遗址，在全国也十分少见。此次发掘，为认识汉代成都平原基层聚落生活提供了宝贵资料。未来，遗址将申请五年长期发掘，以了解汉代乡一级聚落布局、功能分区及日常生活。
居住于此的先民，既有少量土著，更多的则是外来移民。这些秘密的信息，正是镌刻在出土的器物中。杨波说，此次考古出土的房屋基址中，既有干栏式，也有基槽式，“在在宝墩、金沙等古蜀文明遗址发现的房屋基址，都以干栏式为主，因为蜀地水患解决以前，这种底层架空式的干栏式建筑才可能有效防潮。而开挖地基、填土石造房的基槽式建筑，就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反映了汉代人居住方式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