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至2011年，考古人员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近３年来，元上都遗址已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出土了为数较多的珍贵文物，为元上都遗址保护与展示工程顺利进行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和数据资料。
首先，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勘探。通过勘探，对全面了解遗址建筑布局、分布数量、城市功能区域的划分等，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经过对外城墙与道路交汇处发掘，了解了城墙的结构与构筑方法、道路的建造与特点，特别是解决了城墙修建晚于道路兴建的关系，对认识元上都遗址外城的变迁和功能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明德门的考古发掘，完整地揭露出元代城门形制与构造，对研究元代城门建造特点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证，对断定元上都遗址的建造和延续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大安阁与御天门遗址的全面揭露与发掘，为两处遗址的断代、形制与特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御天门外侧西部的发掘，为全面了解该处门址意义重大，明确解决和纠正了以往人们对门址外侧的堆积的不同认识和看法。御天门外侧瓮城的发现，对研究元上都遗址宫城城门遗址具有积极的认识和深入。穆清阁西殿与东殿的揭露，发现了殿址顶部柱础与铺砖地面，从而进一步确知穆清阁基础之上的建筑格局与特点，对研究穆清阁整个建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价值，为研究元代早期建筑与特点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明证。
最后，雕刻精美的汉白玉龙纹角柱、花纹柱础及其他各种质地的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品的出土，预示着元上都遗址丰富的地下文物，同时对研究元代早期建筑用材和日常用器有较大价值。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砲石，对研究元代武器和元末战争有一定的价值。
经考古专家、历史学家近年来对元上都遗址的考察，文献记载属实，元上都宫城位于内城中部偏北，南北长620米、东西宽570米。城墙用黄土夯筑，外用砖包砌，四角建角楼，东、西、南三面正中设城门，有丁字形大街与三门相连。在宫城中央偏北，有一小山似的方形建筑台基，为大安阁址。在宫城内北部，有一“阙式”建筑遗址，其台基与城墙等高，台基上各色琉璃瓦残片遍地，柱础历历，为穆清阁址。在宫城内，目前已发现的宫殿有30余处。内城位于外城的东南角，街道布局整齐对称，多官署建筑。外城每边长2200米，城内北部土岗为帝王游乐的苑囿区，西部有官署和作坊区。城外是集市贸易场所，地表有密集的小型建筑遗址。目前，遗址内的各主要殿宇、楼台、亭阁的台基以及街道布局、城内水利工程、祭祀区的情况都已探明。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东北约20公里，地处滦河以北、龙岗山以南的金莲川腹地。
作为元朝的陪都，元上都兴建于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区域，从1256年兴建至l358年被毁，历经l00年有余。有元一代，元上都是沟通蒙古和林与中原大都的中转站，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确保了蒙元政权在政治与军事上能够北控草原、南制中原。
元上都本身的城市建筑布局，既与身处草原的和林城不同，也与地处农业区的大都城相异，一方面满足和延续了蒙古族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民族习惯，同时又不与中原民族的居住模式与统治理念相悖。因此，元代各方人士汇聚元上都，成就了它当时“蒙古草原上最繁荣都市”的地位，对中国及世界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1260～1272年，元上都作为元朝临时首都，成为当时的统治中心，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272年之后，大都成为了全国的统治中心，上都城逐步演变成陪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