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二队炼锌遗址位于重庆市忠县洋渡镇沿江四社，地处长江右岸的二级台地，北濒长江、东临水扬溪、南依缓坡，西距洋渡镇约3公里。该遗址于2008年文物普查发现，2012年调查初步确认为一处炼锌遗址。2013年、2017年作为三峡消落区考古项目，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其先后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近5000平方米，揭露明代炼锌冶炼场12个，清理包括18座冶炼炉在内的炼锌遗迹200余处，出土以冶炼罐、冷凝窝为主的各类遗物近千件，遗存时代主体为明代中晚期。
首次发现了遗址中的建筑遗存。在遗址西部地势较高的区域，清理出房址2座，其中F1保存较完整，三开一进，面阔15米，进深6.1米，方向16°。墙体以黄色粘土砌成，宽0.4米、残高0.2～0.35米。地面为细煤渣，厚约0.02米。中室门道已不存，东西二室各在墙体北端有宽0.9米的石砌门道。房外南部有一条排水沟，并延伸至东部，西高东低。排水沟深0.2～0.4米、宽0.4～0.8米、长23.3米。鉴于在房址内未发现冶炼炉或灶等遗存，认为该房址并非作坊或居住之用，其功能为存储成品或工匠休息的可能性较大。此外，根据以往的发掘情况，冶炼炉两侧常见有排列规则的柱洞，本次工作中清理的4座冶炼炉，在冶炼炉南北两侧发现有柱洞。其中L19柱洞分布规整，柱洞距离炉床0.6米，间距3.4～3.9米，直径0.24～0.34米。通过本年度的发现，可进一步确认该遗址炼锌生产并非露天冶炼，而是在冶炼炉周围搭建简易的棚护设施。
在本次发掘过程中，坚持聚落考古理念，根据冶炼工作面将工作区内的各种遗迹串联起来。通过对冶炼工作区的整体揭露，发现分布在不同工作面上的冶炼炉及其配套的灰坑之间存在叠压打破关系，表明遗址并非是在短时间内使用而形成，当时的冶炼生产存在持续性、阶段性，以上材料为研究遗址的分期补充了材料。其次，通过考古发掘和科技检测手段，首次确认了储料坑、储罐坑、拌料坑等遗迹的性质与功能，明确了冶炼场内的分区，为完善和复原明代炼锌工艺流程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本次工作出土木屑、动物骨骼标本10余件，结合以往出土测年标本，可建立起完善的遗址测年数据库，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炼锌技术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重庆地区炼锌遗址群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古代炼锌遗址群，集中分布在长江干流的两岸台地、长江支流（乌江下游）的两岸台地及丰都县、石柱县内七曜山片区三大区域。近年来，炼锌考古在广西、湖南等地也取得了重要收获，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发掘、科技保护等工作，并进行了文献研究、科技检测、综合考证等研究工作，推动了我国炼锌考古的发展。总体来讲，重庆地区长江支流（乌江下游）及七曜山片区内的炼锌遗址与湖南、广西等地炼锌遗址均邻近锌矿和煤炭产地，体现了当时“移炉就煤”的冶炼生产选址原则，而以临江二队遗址为代表的长江干流两岸台地均距离锌矿和煤炭较远，表明便利的水路运输条件是当时人们选择在此进行炼锌生产活动最重要因素。其次，该区域具备宽阔的冶炼场地及废弃物堆积用地以及充足的冶炼用水等多种生产必备因素。总之，以临江二队遗址为代表的重庆炼锌遗址群对探寻三峡地区，乃至我国的炼锌技术的产生、发展及传播及其自然和社会历史环境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
鉴于遗址地处三峡消落区，受库区水位季节性消涨破坏十分严重，2018年5月至9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三次抢救性考古发掘，本次考古工作共完成勘探面积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2073平方米，清理冶炼炉、坑、沟、柱洞、窑等各类遗迹139处，出土陶、瓷、铜、铁等各类遗物711件，并采集了矿渣、煤炭、木屑、动物骨骼等各类检测标本数十件，取得了重要收获。
首次发现了遗址的炼锌原料填装区。与冶炼场相结合，以实物证明了炼锌工艺中的原料填装和冶炼生产两大环节。根据以往的发现和研究，单个炼锌冶炼场场内主要分为工作区和废弃物堆积区。工作区内以冶炼炉为核心，周围分布有柱洞、排水沟、堆煤坑、炼煤坑、蓄水坑、拌泥坑等冶炼相关的遗迹。废弃物堆积区主要位于冶炼场两侧临江的断坎、低地和两侧的冲沟。本年度清理的一座灰坑，平面呈椭圆形，长径3.68米、短径3米，剖面为直弧壁平底，壁面较规整。深0.38～2米，其中堆放有大量未使用过的冶炼罐，冶炼罐均为口部朝外，堆放整齐，共计3行160余件。此外，在该灰坑东北部还发现一座形制规整的灰坑，已揭露部分平面呈椭圆形，长径3.5米、短径1.92米，坑壁西部有4级生土踏步。宽0.2～0.24米，高0.18～0.22米。剖面为直弧壁平底，壁面不规整，略见有工具痕，底部略起伏。深1.9～2.1米。根据便携式XRF检测结果和其他相似形制灰坑综合判断，该灰坑为储存矿料之用。此外，上述灰坑周围还密集分布有拌料坑、拌泥坑、蓄水坑等，以上遗迹展现了从原料储存、原料与还原剂（煤炭）搅拌到装料入罐、制作冷凝窝及包裹体的原料填装流程。结合冶炼场的相关发现，这一时期的炼锌技术流程进一步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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