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0日,余姚市中心城区巍星路污水管道施工过程中挖掘出大量铜钱和瓷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时介入,保护现场。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实施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青铜器、瓷器、漆器、铁器、钱币等众多精美文物。11月8日，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余姚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宁波·余姚巍星路窖藏考古成果新闻通报会”在余姚博物馆召开，向社会正式公布此次考古成果。
本次出土遗物均无铭款指明其主人身份。据出土遗物分析，结合地方志、相关文献，推测此窖藏坑物主大致以下三种：一是属于学宫、家庙、寺庙。学宫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教育机构，有专门的祭祀礼仪场所。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余姚县志记载：“学宫，在南城东南隅”。学宫最初由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姚令谢景初所建，德祐二年(1276年)毁于南宋兵祸。本次出土铜器为礼器中的供器，大致可分为炉、烛台、壶或瓶的五供组合。其中大型铜器档次明显较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工艺考究，古朴大方，非民间普通百姓可用，当为官府制造。学宫作为当时的官办教育机构，很可能收藏了官制的精美青铜礼器。窖藏年代和学宫被毁年代大体一致，故而推测窖藏器物或为学宫所有。南宋新成礼器制成后，除作为国家祀典外，还颁赐重臣家庙。加之青铜贯耳壶底部刻“子子孙孙永宝”铭文，推测也可能属于士大夫家庙；出土产品中的钵、盘、盏以及各时期铜钱等可能为信众供养，不排除是周边寺庙用器的可能。二是属于富贵大家。出土文物多为大型贵重器物或日常用器。龙泉青瓷体量较大，造型别致，贴花饰“寿山福海”四字，可能为某人寿诞贺礼摆放厅堂的陈设用器。其他，黑釉盏、碾子、锡壶为茶具，韩瓶为盛酒器，黑石子、漆盒疑似棋具，反映了宋代社会礼制、斗茶、饮酒、棋艺等风俗文化。高丽青瓷在国内发现较少，拥有者非富即贵。大量铜钱彰显了主人的富裕。因此，推测该窖藏坑主人可能是宋代富贵大家。三是外贸商人。南宋与朝鲜半岛交往频繁，对外贸易繁盛，本次出土的高丽青瓷即是双方交流的实证，出土部分瓷器与韩国新安沉船及日本寺庙中产品也类似。铜钱中的金国铜钱可能与对外贸易有关，底部墨书的白瓷小罐也与金国统治的北方港口出土产品类似。余姚据水上交通要道便利，时为浙东重镇，是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地，据此推测窖藏主人也可能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
本次考古弄清了窖藏坑的时代和埋藏情况，抢救了大批精美珍贵文物，收集了各类历史文化信息，完成了预定考古目标，取得了重大考古成果。余姚巍星路窖藏是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并实施考古发掘的窖藏，填补了宁波地域历史时期考古的空白，印证了余姚古城人文底蕴深厚，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出土文物种类众多，包含了青铜器、瓷器、漆器、铁器、锡器、石制品、木器、古钱币等八大种类，涵盖了宋朝社会经济生活诸多方面。青铜器古朴典雅，纹饰细腻，胎体轻薄，工艺高超。瓷器窑口较多，特别是发现的高丽斐色青瓷净瓶除环形系残外，近乎完整，非常精美，档次较高，可能是高丽官窑器，国内外罕见。铜钱数量较多，时代跨度大，延续时间长，种类繁多，品相较好。大量出土文物增补了余姚地区宋代馆藏的缺环，为宋元时期青铜器、瓷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的认识宋代礼制、金融、贸易和冶金工艺，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窖藏坑开口距地表1.6米深,平面形状近椭圆形，长径1.6米，短径1.3米，深0.7米。坑壁略斜直，底近平。坑内堆积较浅，只有一层，土质较黏，土色灰褐色，结构致密。坑内遗物整体分布呈方形，器物堆积密集，大器套小器，倒扣叠压盛放。器物顶部清理出较多木条，木条横竖编织，覆盖器物表面。木材均已腐朽，部分碳化，推测器物先在坑中放置，其上覆木盖，再压砖覆土埋藏。
此次考古发掘收集完整可修复文物31件。其中，青铜器8件，包括青铜雷纹饕餮纹贯耳壶1对2件，足底刻“子子孙孙永宝”铭文。青铜带龙雕塑盖侧耳三足鬲式熏炉1件，青铜回字纹侧耳四足鼎式香炉1件，青铜盘、钵、烛台、花形器各1件；瓷器16件，包括龙泉青瓷贴花“寿山福海”缠枝花卉凤尾尊1对2件，龙泉青瓷双鱼折沿洗1套3件。高丽青瓷长颈垂腹净瓶1件。黑釉盏4件，包括建窑2件，东张窑2件。酱釉韩瓶5件。白瓷小罐1件；铁碾子1件；锡执壶1件；漆盒1件，盒内盛满黑石子整体算1件，数十枚；骨锥1件；木器盖1件；古钱币整体算1件，多达14440枚，均为方孔圆钱，包括秦、汉、莽新到隋的“半两”“五铢”“货泉”钱，唐代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钱，五代后蜀“乾德元宝”，后周“周元通宝”，南唐“唐国通宝”钱，宋朝各年号铜钱，金国的“正隆元宝”、“大定通宝”等。数量最大宗的是宋朝铜钱，早至北宋太祖建隆年间的宋元通宝，晚至南宋理宗年间的景定元宝（1260-1264年）。
窖藏坑成因一般分为主动性和被动性埋藏两种：主动性埋藏多是和平时期在自家住所附近，为储存贵重物品埋藏。器物坑相对规整，埋藏较深，系有计划行为；被动性埋藏多是战乱或社会动荡时期，被逼逃难，大型贵重物品不易携带，为日后再取，被迫就地掩埋。器物坑相对不规整，埋藏较浅，系临时性行为。本次发现的窖藏坑位于河边，形状不规整，面积较小，埋藏较浅，坑内器物堆积密集，叠压盛放，有限空间尽可能存放更多物品，应属于临时被动性埋藏。初步推测，该窖藏坑系主人被动性埋藏，是面对突发状况的一次紧急处理。
本次未发现明确纪年证据，窖藏埋藏年代判定需综合考虑。窖藏器物年代不一定是窖藏埋藏年代，往往早于埋藏年代。目前对其埋藏年代判定，主要是通过地层堆积叠压年代及出土遗物年代下限得出其相对年代。其地层相对年代大致是宋末元初。出土文物年代经专家论证大体年代在南宋元初。综上判断，其相对埋藏年代是宋末元初。宋元之交，战乱频仍，南北方多有窖藏发现，本次窖藏年代当属这段特殊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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