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的社会与学科环境中，怎样定义“新时代”？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如何认识文化遗产热和文博考古行业与学科的发展？如何以过往启迪当下与未来的发展？2018年2月19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曹兵武研究员应邀到我校进行题为《新时代文博考古的学科思考》的学术讲座，就新的发展时期文博考古行业新的形势、问题和机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曹兵武老师从文化、社会、国家、行业等不同语境下对“时代”的定义进行了观察和阐释，并认为，经过古物——古玩——文物等阶段，如今，考古文博行业已经逐渐融入社会并进入“文化遗产时代”。这个角度相较于信息时代、后现代等概念可能偏小，但对于我们认识学科建设和理解时代特性却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
以考古学的角度来说，距今约250万年东非奥杜威类型的砍砸器是“人造物”的开端。奥杜威类型石器使用了大约100万年，才出现三棱尖状器或称阿舍利手斧这类多边、多角度打制加工的石器。又过了大约100万年左右，才有了预加工石核然后再比较精确地从石核上打下石器的勒瓦娄瓦的技术变革，石料利用效率大大提高，技术和打制工具的种类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石片石器、石叶石器和细石器等种类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复杂，并出现镶嵌、组合工具。人作为食物链上的狩猎采集者，选择一些自然动植物作为食品，并选择石料等自然物品进行加工，制造工具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技术和工具的使用对人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帮助，延伸了人的生物性适应能力，补充生理进化之不足，使人可以快速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调整自己的生存方式，增强了人的生存竞争力。人能够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从一种热带非洲的树栖动物到广布于全球各大洲各种环境，就是因为这种自然+文化的双重适应、进化方式，使其具有高度适应性和协作、应变能力。在人类起源之初，森林退化等环境的变化迫使人类祖先擦树上下来尝试直立行走，导致生存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随之带来的是新的食物体系、新的身体结构、协作的食物采集和狩猎方式、工具的延伸、交流的扩展、新型合作与竞争关系……，这些一直持续着的适应与进化模式对今天人的生活仍然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今，人类已经可以在世界各地生活，这并非是由于人本身的生理特性有超强的适应能力，而是人的工具、技术、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使之可以突破自然和生理的局限。
人能对自然物进行选取并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改造和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将“人”和“物”分开了，也拓展了人的生物身体能力。以此为起点，人类经过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复合材料时代，就是通过考古揭示出来的一个人类发展演变和对物的开发利用的大致过程。
这其间，在距今约7万年左右与现代智人扩散大致同时，人类还开始制造用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艺术品、装饰品、随葬品、宗教用品、贡品、战利品、商品，以及墓葬、公共建筑等意识形态物品，使“人造物”开始有了象征、符号的功能，人通过这些物品来向其他人传达一些信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交往与合作。之后，文化进化的速度大大加快。
曹兵武老师指出，“古物——古玩——文物——遗产”概念与实践其实是顺延的逻辑发展的过程，“文化遗产时代”到来的标志是多方面的，他列举了“泛遗产化”现象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与反思的热潮，包括二战后文化遗产概念和运动的兴起、自然的文化遗产化、对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视及对其载体和知识体系的保护和重新认识，表明文化遗产意识的觉醒与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历史过程。当前，我国高度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工作，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情高涨，媒体和公众热衷于参观博物馆和古迹遗址，遗产节、遗产日、国际古迹遗址日、博物馆日、考古日和纪念活动等风行，说明人与历史及其遗产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人本是万物之一，在物的分类谱系中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同时，人又是一种会利用物制造并使用工具的动物，从万物中脱颖而出并成为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这使得人与物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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