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银器、瓷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上看，唐、辽、元具有一致性，而与走向内在的宋文化判然有别。齐东方曾解释过唐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与之前的时代有很大不同：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不再一味用至高无上的心态来描述其他诸国，某些近乎诋毁的语言也大大减少，出现了对外来习俗、物产的详尽介绍和热情赞颂。
以盛唐气象为名的新文化的造就，荣新江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它的折中主义，即对此前四百年间各种文化的整合统一;另一方面得益于它的世界主义，即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的兼容并蓄。他认为，如果把何家村的器物镶嵌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它们将被吸纳为空间的一部分。结合人的物质文化活动与器物本身的功能来考虑，我们就会发现，器物本身已不仅仅只是物体，在其发挥作用的时空之内，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意识载体，其背后的文化心态、生活方式、社会背景更加值得我们重视。
齐东方对何家村遗宝的解读，给我们很多知识上的补充，解除了很多疑惑，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更多的未解之谜。学术研究的乐趣和魅力亦在于此，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索正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所在。
长安是唐王朝的中心，也是东亚文明的中心，更是当时流行的胡风胡气的中心。秦汉之胡，本为阿尔泰语系的北方族群，唐代之胡范围扩大，不仅有北狄，还有西域甚至天竺的族群，但主流还是西域及至西亚、中亚的伊朗系族群。大唐的开放与文化自信相辅相成、自然而然。胡风胡调与华风雅音自然融汇一体，秉承实用主义，不过分纠缠胡汉之别，一切皆为我所用，所谓盛唐之盛与大唐之大，不惟经济的发展与版图的扩张，主要还是开放的气度与包容的胸怀。
齐东方新著《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8月版)，以图像和器物来讲史，是为大史学。史学文献与文学作品的熟练运用，亦是考古大家宿白所形成的传统。文物是形象的历史，更能给人以直观的认识，但是要上升到史学观念、文化内涵的层面，则需要学者的正确解读，这是不能缺省的途径。从精美的文物固然能看到博大胸怀，亦能看到穷奢极欲。一件文物，半部古史，正所谓透物见人，透物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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