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1928年的殷墟发掘并非中国境内最早的田野考古工作。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大批西方传教士、探险家、汉学家在华北、西北等地考察遗址、收集古物。1921年，西方学者甚至已经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和北京房山周口店进行发掘。1926年，中国学者李济、袁复礼又实施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工作。然而这些早期田野工作（包括西阴村发掘）皆由国外学术团体出资，无论发掘选点和工作思路，皆由外国学者主导。此外，这些发掘无一例外地没有按自然地层收集遗物。因而这些只是考古学诞生之前的孕育或准备阶段的工作。
与此前田野发掘不同的是，殷墟发掘是中国学界主动接受现代考古学的结果，其策划和组织者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殷墟发掘的选点受其影响，因此也打上了深深的金石学烙印，带有强烈的“证史”目的。殷墟发掘是持续的田野工作，主要的发掘主持人受过西方训练，为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落地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条件和学术条件。更重要的是，考古地层学作为最重要的考古学方法，是在殷墟发展成熟起来的。
中国考古学与殷墟科学发掘的渊源，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殷墟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因此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的起点。第二，殷墟科学发掘使得中国考古学打下了深深的“证史”烙印，这使得中国考古学一直从属于历史学科。殷墟发掘选点受到金石学影响，早在发掘之前，中国学者即已经知道殷墟是商代甲骨文出土地，因而殷墟的考古工作某种程度上是从“证史”开始的。第三，殷墟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年代距今最远的“已知点”，中国考古学的展开即从殷墟考古出发。殷墟既是寻找夏王朝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基础。第四，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了“地层学”，地层学是考古学中最重要的方法。第五，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第六，殷墟发掘是中国公众考古学的开始。早在1930年发掘初期，殷墟的发掘成果便受社会广泛关注。1930年3月8日至1930年3月31日的《大公报》曾连载“殷墟发掘之经过”。殷墟发掘的出土文物当时也曾多次向社会展出。第七，殷墟发掘催生了中国第一部正式的“古物保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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