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技术手段对文物的病变进行诊治是十分必要的，但实体思维范式下的文物保护有点像西医的标准化、对象化诊疗方式，容易陷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而从关系思维出发对文物保护的前提进行批判和反思，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性、差异性、选择性兼具的文物保护，则有点像中医的辨证施治，可以有效避免实体思维带来的“保护性破坏”。也许只有在历史的、具体的情境中，我们才能分析和确定哪些文物需要保护、该不该保护以及能不能保护的问题。在文物保护领域，既需要科技工作者的开拓，也需要人文学者进行一些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反思工作，来为文物保护引领方向和保驾护航，使得文物保护不只在事实层面，也能在价值层面走得更深更远。
首先，要历史性、情境性地看待文物保护的价值评判和方法选择。文物保护理念会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人类意识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嬗变。文物在最初作为实用品时，其修复仅仅为了能继续使用;成为收藏品后，其修复往往是为了鉴赏，较多考虑艺术上的审美性;作为对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则是为了保护文物价值的完整性与科学性。但完整性指的是历史进程的完整，还是文物实体本身的完整，却是需要慎重判断与思考的;科学性意味着我们要区别对待文物保护的重点与方法。比如，关于代表性建筑的价值，有的胜在外形，有的长于构造，有的精于内饰，需要在分析评价后确定不同的保护重点。而涉及名人故居、历史事件发生地，就要从历史情境和意义的角度来判定保护部位，是保护反映历史背景的周边环境，还是保护反映人物人格和日常生活的室内陈设，等等。因此，要在对文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认知的基础上进行价值评判，更多地认识到文物保护是个“过程”，要在关系中针对性地思考和确定文物保护的重点和方法，而不是千篇一律。
其次，深入研究影响文物保护的因素和机制。文物保护并非是客观中立的科学技术问题，还受到诸如知识、权力、市场、资本等因素的控制和影响。在文物保护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对“原真性”的保护，而对什么是原真性，如何保持文物的原真性，中西方文物保护的理念却很不相同。“原真性”本义是表示真的、原本的、忠实的，而不是假的、复制的、虚伪的。原真性所涉及的对象不仅是文物、古建筑等的真假问题，还扩展到自然、艺术、技术与宗教的关系。现代西方的修复理念更加注重艺术品的原真性，而中国修复理念则更加注重文物外形的完整性，所以常常“修旧如旧”，以达到外在的完整统一。另外，在“原真性”和“复制品”或者赝品的理解上，也会有一些争论。比如，曾经有一幅作品《红马》被鉴定为假文物，但是假以时日，这幅作品却也有成为文物的可能。2006年，德国科隆的Lempertz拍卖行以290万欧元的价格拍出了一幅名为《红马》的画作，当时这幅作品号称出自德国著名表现主义画家坎本东克之手。后来，技术鉴定证明这幅作品用了某种原作时代所没有的颜料，这才被发现是赝品。某种程度上，这个赝品构成了一个“事件”(event)。从历史进程来看，也许这个赝品有成为文物的可能，因为它体现了技术和艺术的突破性的成就和进展。如今，在这个数字时代，机械复制盛行，赝品的形式和内容也越发丰富，必将对文物的原真性理解造成新的冲击。
再次，关系思维可以使我们打破虚实的界限，必要时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辅助文物保护。在不确定的情境下，我们要慎重对待文物修复。为了对文物进行“最小干预”，或者防止不可复原，我们可以充分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作为支持手段。对有些需要复现原始完整性的不可移动文物，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建构出文物的原貌，如通过“圆明园复原3D全景图”体现损毁前的圆明园样貌。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文物“原状”的损害，又不妨碍文物在历史传承中的“实际”变化，以满足人们对“原作”的欣赏需求。又比如，有些可移动文物一般只能停留在博物馆中，因为空间的限制以及陈列手段的单一和落后，不能有效展示文物内涵。还有些纸质类、漆器类等易损文物，运用传统的人工修复手段耗财费力，也难以用于长期的展出与研究。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或者其他数字化手段对可移动文物进行“复制”(如建设网上博物馆和展览馆等)，可以拓展文物的欣赏空间，提高文物的展出率和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物的价值，增强人们保护文物的自觉性。
在文物保护中，通过关系性思维而不是实体性思维，可以更好地考虑到不同文物的特质，把文物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体现出来。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认识关系，而是一种存在关系，由此，人与世界之间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使得情境性、差异性、过程性以及“此时此地的在场性”成为关系思维的重要特征。具体到文物保护上，有以下几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