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是一组十个馒头状的花岗岩刻石(以为是石制的鼓的请去面壁)，每个直径约1米，重约1吨。十座石鼓外形相似，上狭下宽，形似鼓，因此得名“石鼓”。唐朝人根据它们的出土地点，将它们命名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
在金石学中，石鼓是最重要的石刻遗物，它上面刻着的文字，人称当今汉字的“祖宗”，韩愈曾专门为其上书请求妥善保存，它还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后人又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将十面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田车、銮车、霝雨。每个石鼓的表面，都刻有一首四言诗，是征旅渔猎的咏歌。有的在诉说修治道途之事;有的在称道汧源之美与游鱼之乐;有的在讲述原野上打猎活动开始、高潮及结束时满满的收获，甚至还有对狩猎归途中，遇雨、涉水、行舟的详细描写……因此石鼓文又称《猎碣文》。据金石学家唐兰先生考证，石鼓的刻凿时代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不过这些考证也有存疑，值得进一步解惑。
但是这时候，十面石鼓中的“乍原”石鼓已经失踪，只剩下九个石鼓了。
又过了几十年，由于五代十国的战乱，位于关中的凤翔沦为战场，石鼓再次下落不明。
直到宋朝建立，宋仁宗下旨寻找石鼓，时任凤翔知府的司马光之父司马池找到了九只，唯独唐朝遗失的“乍原”石鼓依旧没有消息。
司马池因为担心完不成任务被皇帝责骂，就私下派遣工匠，连夜采集相似的石材做伪，制出一面假的“乍原”石鼓。可惜宋仁宗和朝廷中的众多大臣都是文化人，一下子识破了司马池的伎俩。司马池先是因功被封赏，后又因欺君而获罪。
到了北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重金求来一份太氏石鼓文拓片，在对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时，他意外发现，这份新的拓本居然保留有“乍原石鼓”的文字。证明太氏曾收藏过乍原石鼓。
石鼓上刻的文字，后世称为石鼓文。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状若“仓颉之嗣，小篆之祖”。就书法层面来说，石鼓文属秦文大篆类，介于西周金文和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是我国文字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所以有人说它是今天汉字的“祖宗”。
由上可见，无论是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史、文字发展史，还是在书法艺术史上，石鼓文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自唐代被发现以后，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均十分推崇石鼓文书法。如，唐代诗人杜甫、古文大家韩愈、宋代文学家苏轼等，还专门为它做过诗，所以，石鼓与文学家的关系亦极其密切。在金石学里面，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起，都把它作为刻石中最重要的遗物加以著录。
唐初，十面石鼓在天兴三畴原(今陕西宝鸡)被一个放羊的老人发现，当时的石鼓就已历经千年风雨。日炙雨淋，加上野火焚烧，导致石鼓上的部分文字斑驳脱落，465字中有一半已经无法辨认。当时人们对上面的大量神秘文字十分不解，便认为石鼓是上天赐予的神物，甚至还焚香跪拜。
故宫石鼓馆原位于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开放，展陈环境一般。后来经过多年的筹备，故宫博物院选择了展陈条件较好的宁寿宫(位于皇极殿后)，作为新石鼓馆，目前已重新开放。
以此一类文物专门设立独立展馆进行展示，这在故宫博物院展览史上堪称独一无二，足见其价值的重要。石鼓展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常设展览，除十面石鼓外，还特选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及具有代表性的秦文化铭刻资料，稀世遗文，按时代循序陈列，以期观众对石鼓文的递嬗之迹有概括性的认识。
那么，石鼓是什么?其价值到底几何?历经两千多年风吹雨打，它们又是如何奇迹般存留下来的?
石鼓被发现后，一直曝露在野地里，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闻讯，纷纷前去临摹作拓。“安史之乱”期间，在雍城躲避战祸的唐肃宗还曾责令官员将石鼓运到雍城城南，供驻扎的文武百官赏玩。后来，随着战乱逼近雍城，石鼓又被仓促移至荒野，掩埋起来。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官员们对外宣称石鼓已经“毁失”。
到了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地方官吏终于查访到了石鼓的埋藏之处。当时还是国子学博士的韩愈闻讯上书，请求把石鼓搬到太学府，然而直到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郑余庆任国子祭酒(主管国家学术教育、文化事业的官员)的时候，有关部门才采纳了韩愈的建议，石鼓被移到了凤翔文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