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郴州出土的西晋简牍时间为西晋惠帝(290—307在位)时期，与西北楼兰西晋简纸处于同期。
郴州西晋简以楷书为主，楼兰西晋简纸以楷、行为主。拿郴州西晋简与楼兰木简比较，它们楷化进程大体相当。
笔触上，西部书迹显得厚重，秃钝型笔画较多，郴州简则秀逸端庄。
结字上西部墨字各式各样、良莠不齐，郴州晋简则工整规范、今楷技巧似更熟练——这并非地区性演进的差异，而应归于书写技术上。
有“泰始”纪年的几件木简中，有些或出于一人手笔，如沙木725、728、729、735、736，孔木50、65等;纪年为“咸熙三年”的孔木51、64亦为同一人所书。这几件简书代表当时较典型的西北民间墨迹形态，它们走出早期楷、行书“多体混杂”的时代，其今楷、行书体态大致定型了，一望而知是行、楷书，而非东汉末那种既楷且隶的不成熟状态。
自西晋初木简到西晋末残纸，仅越过40多年，但新体成熟脚步颇快，楷、行书构形的集体性转变大体完成。新体另一明显标志是字态一律左倾(单字左低右高)。西晋间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书写材质变化：简牍日渐退出，纸质渐成主角，楼兰遗书中，木简大多属曹魏及西晋前期之物。
两种墨迹一处西北，一处南方僻蛮之地，相距不啻万里，然而两者对新体楷、行的表现可谓殊“法”同归，在楷、行技术表现上大体一致。
西晋间中原士人尚未大举南迁，各地新体的普及，一方面来自三世纪前叶中原士人新写法(如锺繇等)的辐射影响，另一方面归于社会实用书写对新体的自觉推进、发展。西晋时期，大江南北新体的进展程度大体相当，至少在永嘉之乱前如此。
楼兰简纸是指在楼兰遗址发现的墨书的残纸和木简，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号，这批残纸当是西晋至十六国的遗物，其内容除公文文书外，还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书体除介乎隶楷之间的楷书外，还有行书和草书，这些残纸是研究魏、晋、十六国书法的宝贵资料，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的真实用笔，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因而，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故宫博物院藏)被确认为真迹是不无道理的，且王羲之书风的真实性也是有了很好的佐证实例。
今天我们就借着楼兰的简纸来分析一下它所包含的书法历史的演变。
楼兰遗书含纪年的简纸有魏“景元、咸熙”、西晋“泰始”等年号。晋武帝司马炎265年末废魏改晋，年号“泰始”，边远的西北地区信息不畅，仍沿用曹魏“咸熙”年号，楼兰简纪“咸熙二年、三年”者，即西晋“泰始元年、二年”(265、266年);写有晋武帝年号的从“泰始二年”一直到“泰始六年”，另有少量西晋“永嘉”(307—313年)纪年残纸。
楼兰简纸文书里时代最早的木简之一——魏景元四年简(沙木738，263年)属较成型的行书字迹，其笔画较多规律性的行书化钩连，末笔具下引、牵发之姿，比如“景、索”下的“小”、“兼”下的“灬”连成“一”。其成熟的字形笔画等比稍晚几年的泰始年间简书并不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