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钩的出现最早可上溯到春秋时期。至战国以后，中原王公贵族都以带钩为装饰，形成一种风气。古文献记载，春秋时齐国管仲追赶齐桓公，拔箭向齐桓公射去，正好射中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成为齐国的国君。齐桓公知道管仲有才能，不计前嫌，重用管仲，终于完成霸业。
带钩的作用除装在革带的顶端用以束腰外，还可以装在腰侧用以佩刀、剑、镜、印或其它装饰物品。王公贵族们将带钩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一些带钩用料十分讲究，有金带钩、金嵌玉带钩、铜错金银带钩、铜错金银嵌绿松石带钩、包金嵌玉带钩、铜鎏金带钩、镶宝带钩、玉带钩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汉晋时期，中原的铜带钩输入到西域各地，给西域居民提供了方便;和田玉传入中原，制作出的精美无比的玉带钩等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给中原居民增添了乐趣。这种双向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两地之间的联系，取长补短，互利互惠。
这件精美艺术品集中表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九龙传说”。从带扣面上的8条龙中，可以明显的辨认出龙家族中的不同成员：带扣的中心，安排了喜好负重的“赑屃”和喜好烟火、形似狮的“狻猊”;带扣上端安排了形似虎，居高临下、虎视眈眈的“狴犴”;中端安排了性好四处眺望，正昂首远顾的“螭吻”和嗜杀喜斗的“睚眦”;带扣的右下角安排了性好水，正在口戏水花的“趴蝮”;左下角安排了身躯较小、性好吼叫的“蒲牢”;带扣的扣舌钩连处，有意安排了性好闲，形似螺蚌的“椒图”。这与我国久为流传的龙生九子各有所好、各有所司的传说相符，只是缺了性贪吃的“饕餮”。
在新疆出土的众多黄金器物中，八龙纹金带扣是古代金品中的精品。为什么这件金带扣是八龙纹呢，而不是九龙呢?我们可以推测，九是单数中的最高数字，所谓“九五至尊”，汉朝皇帝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九五至尊”的荣耀。另外，与黄金饰件相比，中原帝王贵族们更喜欢玉器做成的装饰品，而金器次之，;西域贵族似乎更喜欢金器，所以焉耆虽是西域大国，但属中央政府管辖，所以汉政府赐给了焉耆王这样一个珍贵礼品。
如江苏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一件双联龙首带钩，用和田白玉雕琢而成。此器由一整块玉料透雕出并联龙躯体，一端雕出一龙首，从颈部分雕出两个龙躯体，另一端接两龙尾。龙首以浅浮雕技法雕刻，额上延伸出双角。龙躯正面阴刻勾连云纹，背面光素无纹。整体看来玉质莹润、设计精巧、琢磨细腻，为玉带钩之精品。
带钩是中原古代贵族束腰用的用具，多用青铜铸造，也有用金、银、铁、玉等材料制作的。带钩由钩头、钩身、钩钮三部分组成，用于连接腰带的两端，尽管和今天的腰带扣造型不同，但功能相似。
八龙纹金带扣于1975年从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黑疙瘩汉代墓葬出土。该带扣重48克，长9.8厘米、宽6厘米、重48克。在仅50多平方厘米的带扣面上，以金丝盘绕出大小游龙8条，以红宝石、绿松石镶嵌，然后再以细若发丝的金线结成花边绕带扣一圈，是将雕塑、镶嵌等工艺巧妙地运用于黄金工艺品之中的杰作。
焉耆在秦汉时期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公元前121年西汉在焉耆屯田，北魏时在此设镇，唐代在此设督都府。焉耆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文化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金带扣可以看做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原与西域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例证。
带扣是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腰带，后来传入中原，又传到了沿海地区。金带扣只有王侯才能配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八龙纹金带扣，以其中原风格的龙纹图案受到人们关注。八龙纹金带扣由汉朝中央政府赏赐给焉耆政权首领，其死后又埋入墓中，是珍贵的礼仪品。龙是汉文化的主要象征，是皇权天授的标志。
2016年10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楼兰古城遗址考查中，发现了10余件铜带钩。这些铜带钩历经1600余年，早已变得锈迹斑斑，但整体保存较好。其中一件长3.2厘米，基本呈“s”形，首端上部有一个柱状凸起，尾端向内侧弯曲，小巧精致。考古人员推测，可能是魏晋时期楼兰当地官员使用过的用具。
楼兰古国属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与敦煌邻接，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上世纪初以来，外国探险家和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楼兰古城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木器、石器、铜器、铁器、纺织品、装饰品、文书。其中出土的汉文木简、纸质文书、漆器、丝绸、弩机、五铢钱，还有这批新近发现的铜带钩，是汉晋时期西域长史管理下屯田戍边官兵和当地居民使用的器物。这些具有中原特色的文物，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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