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至3月，为全面建构龙脖河矿冶遗址内各种遗存点的空间框架，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红河州文物管理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勘，新发现大量遗存点，建立起该遗址的空间框和各种遗存的分布规律，并对遗址年代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通过工作，我们在遗址范围内发现和冶炼相关的点9个、古矿洞点1个、铜器出土点1个（怀疑为墓地）。冶炼点从红河谷底到石家寨所处的山顶均有分布。
龙脖河矿冶遗址位于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猛桥乡卡房村委会龙脖河和红河交汇地带的龙脖河铜矿区，遗址范围内坡高谷深、山峰矗立。该矿冶遗址于2004年进行新街——河口公路遗址考古发掘时发现，2011年、2012年我所与红河州文物管理所进行过两次调勘，发现了一批和矿冶相关的遗存点。
龙脖河矿冶遗址位于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猛桥乡卡房村委会龙脖河和红河交汇地带的龙脖河铜矿区，遗址范围内坡高谷深、山峰矗立。该矿冶遗址于2004年进行新街——河口公路遗址考古发掘时发现，2011年、2012年我所与红河州文物管理所进行过两次调勘，发现了一批和矿冶相关的遗存点。
铜器出土点位于江边山涧沟谷傍的缓坡处，现被建筑占据。当地矿商在建房时挖出一批铜器和陶器，我们对收集的铜器进行了绘图。陶器未收集，据描述可能为釜、罐之类。
调勘发现发现了大量炼炉遗迹。所发现的炼炉均为地炉，其中2号冶炼点发现的一座较为完整。该炉平面呈葫芦形，由上下两个坑、坑与坑之间的连接通道和一个鼓风口组成。上部坑连同红烧土范围，直径约80厘米、最深处约30厘米。坑北部中央有一个截面近圆形的鼓风口，直径约15厘米。下部坑平面近圆形，弧壁内收，平底，没有烧结的炉壁，直径45～55厘米、深约5厘米。两坑之间有一条长约13厘米、宽约10厘米、深5～10厘米的通道相连。另有四个柱洞环绕在炼炉周围。
我们将2号冶炼点采集的两个碳样（剖面炼炉内）送往贝塔实验室进行测年。两个碳样的测年结果相近，为距今2450±30年。
龙脖河矿冶遗址位于龙脖河铜矿带龙脖河铜矿区。龙脖河铜矿带分为东、西两个矿带，其中东矿带分为新莲、新卡、龙达三个矿段；西矿带分为公鸡山、茅草坪、大梁子三个矿段。发现的冶炼点中除9号点位于西矿带的大梁子段外，其余均位于东矿带龙达矿段内。
龙脖河矿冶遗址位于龙脖河铜矿带龙脖河铜矿区。龙脖河铜矿带分为东、西两个矿带，其中东矿带分为新莲、新卡、龙达三个矿段；西矿带分为公鸡山、茅草坪、大梁子三个矿段。发现的冶炼点中除9号点位于西矿带的大梁子段外，其余均位于东矿带龙达矿段内。
调勘采集的遗物主要为炼渣、铜矿石、有人工痕迹的石头和陶片。8个冶炼点内采集的陶片基本相同，以夹砂褐陶为主，表面装饰交错绳纹，手制。因多为残片，器型不可辨，但从某些口沿看，可能为釜。此类口沿其外侧多装饰贴塑凸弦纹，与麻玉田墓地出土的陶釜口沿极为相似。
铜矿资源作为青铜时代重要的战略资源，与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整个东南亚中南半岛有三大铜矿集中分布区，分布区内以及临近的平原地区分布有大量包括矿冶、居住和墓葬等各种类型的青铜时代遗址。这三个铜矿集中分布区分别是北部的老挝和越南北部区域、西南部的泰国中南部区域和东南部的老挝、越南、柬埔寨三国交界区域。龙脖河矿冶遗址紧临三大铜矿分布区中的北部区域，而且遗址所处的龙脖河铜矿带与该区域的越南老街——范士坂铜矿带仅一水之隔，实际上两者为同一矿带，并且同属于红河流域。老街——范士坂铜矿带内有着越南最大的铜矿——生权铜矿。工作中我们了解到生权铜矿附近的老街红河冲积平原曾出土了大量铜器，其中不乏编钟之类的重器。由此推断龙脖河矿冶遗址与下游越南生权铜矿区的遗存乃至整个北部铜矿区内的遗存应存在密切的联系。龙脖河矿冶遗址遗址是滇东南目前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铜矿冶遗址，对于滇东南和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矿冶技术、文化体系等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而日后在夯实龙脖河矿冶遗址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以遗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支点，将工作拓展至越南及东南亚地区，对于促进国际考古交流与合作、探索我国与东南亚地区古代文化的互动与联系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冶炼点所处的位置均为山包顶端，地势相对平缓，通风。从地表遗物分布范围和剖面堆积推断每个冶炼点面积从1000余平方米到5000余平方米不等。其中1、2、3号点相对集中、联系紧密、地势最高、规模最大，但受农村建设和生产的破坏也最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