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区南部区域，考古工作者新发掘2座僧房窟。在僧房窟东侧、南侧区域皆发现成层分布的土坯墙体，墙体内侧涂抹石灰层，可能为其他僧房窟遗址。出土了较多汉文、回鹘文佛经写本残片和世俗文书、回鹘文钱币、纺织物及木质建筑构件等遗物。其中世俗文书为1件《某年丁谷寺借贷麦粟契》，内容为丁谷寺（即现吐峪沟石窟寺）与其他寺院借贷麦、粟的契约文书。
夏立栋说：“丁谷寺在敦煌文书里有记载，而且这件文书里出现了几处寺院的名称，说明丁谷寺与其他寺院有较多的经济往来。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除丁谷寺外，在吐峪沟外的高宁城内也有寺院，并且与丁谷寺有较多的关系，而且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关系。”
再认真仔细查看玄奘奉诏译的这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研究人员有了更多了解。佛经自传入中国后，多位高僧进行过翻译。而当时翻译佛经必须有译场，扬州、长安、凉州当时都设有译场。此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大乘佛教的佛经，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吐峪沟多次考古发掘可以看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还有个从中原传向西域的过程。玄奘奉诏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经由长安译场翻译后，传入凉州，再传入高昌地区，这条路线十分清晰，说明佛教西来东往的路径也是很清晰的。
当考古工作者小心翼翼地揭开层层泥土后，一件残破的纸质文物展现眼前。详细辨认，上面的字迹规正流畅，再细看，内容好像是佛经。
2017年11月到2018年1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吐鲁番学研究院共同开展的吐峪沟石窟寺第8次发掘中，这件珍贵文物的出现，让所有在场的人员兴奋不已。自2011年开始的这项考古发掘，每年成果不断，佛经、壁画、佛寺建筑布局等，令人鼓舞。这次的纸质文物又是什么呢？
谜底很快就被揭开。它竟然是由玄奘奉诏翻译的佛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首写的一段文字，让它的秘密真相大白：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五百廿三/第三分方便善巧品第廿六之一——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此次发掘还发现了“日月星辰”纹样织物及陶器、木质建筑构件残件等。其中“日月星辰”纹样织物为高昌地区首次发现的织物纹样。这件文物为一方形织袋，正面织染的红地白色图案。中心为日形，由双重圆形及外围一周光芒射线组成。日形图案右侧为一道弯月，其中为联珠纹，弯月右侧为珠状光芒射线。日月外围零散分布有较多五角星图案，中心为空心五边形，外围有弧线和光芒射线。织物背面为黑色素面。
“虽然这件文物上明确写了‘玄奘奉诏译’，但我们无法判断它是由玄奘亲笔写成的，因为没有发现后面确切的记载。再加上当时长安、凉州都有译场，译场里有专门抄写经书的人员，这可能是这些抄经人员写的。我们此次共发现150多件佛经残片，全为写本，没有一件是刻本。这些佛经书写都很规正，每行20字左右，字体很漂亮，基本上都是行书体。”夏立栋说。
“这次考古发掘我们在东区北部下层区域新发现1座塔庙窟，1座佛殿窟以及窟前平台和寺院北侧墙垣遗迹。通过发掘，我们确认了寺院北侧墙垣以外为淤泥堆积层。这个区域与早期冲沟相连，用于寺院排洪。同时出土的文物还包括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姚秦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隋《佛说妙好宝车经》等佛经写本。这也是我们这次发掘中最大的收获。因为这次发掘出了大量的佛经残片，有汉文，也有回鹘文。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世俗文书，证实了一些历史上我们不曾知道的情况。”夏立栋介绍。
此外，他们还发现少量朱书文书，有些还带有纪年，只是因为残片太小，字迹太少，还无法辨认其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