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铸造按照有关学者研究，可以从青铜原料的来源与铜矿的开采、冶炼与其工具、青铜合金成分、铸造工艺、加工等四方面加以研究。
商人冶炼炼铜可能主要选用孔雀石，有关先秦探矿方法，仅见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地数篇》，其探矿方法是从近地表的部分所露出的特征来判断地下的埋藏，这应是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战国时人已经具备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可能来源久远，在大量渴求青铜原料的商周时代，努力寻取原矿，孔雀石的色泽可能成为商周时人探采的主要凭籍。
商周时期青铜器数量多，器物精，形成了举世瞩目的青铜文明。人类物质文化史的金属时代是从冶炼铜与铸造铜器开始的，而青铜器的铸造对于人类从原始状态走向文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是上古文明中最突出的技术成就之一。中国青铜工艺有着自己独特的渊源与风格，在合金成分、铸造手段、造型技术等方面表现出独有特性。其本身所反映出的工艺特色，又可以作为青铜器分期断代的依据之一。
在作为商晚期都城的安阳殷墟发现了当时冶铸青铜的遗址。有学者对于其青铜原料的来源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探讨。石璋如根据文献将以安阳为中心的古铜矿产地按直线距离分为十个区域，包括河南、山东、山西等多个地点，如同属安阳的铜山镇，文献中记载早有开采，铜质甚佳。而在以安阳为中心的直线400公里距离内，锡矿在河南、山西、河北等地也多有分布。因此有学者认为，商代安阳青铜器铸造的原料来源可能不出河南、山西、河北、山东这一地域，只是目前古文字与古文献材料尚不能提供较为直接的证据。还有学者根据研究认为山西中条古铜矿区应在商周时期提供原料与铜器冶炼的技术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除开采矿产外，贡纳、交换可能也是原料来源之一。对于青铜器所需的铅料来源，有学者根据研究得出结论，商代遗址中出土铜器所含高放射性成因铅均较相似，原料应来自多金属共生的同一山区，而这一地区在滇东北一带的可能性很大。也有学者对商代是否已经从西南地区输入铅原料持谨慎态度。
周代铜矿发现很多，如江西瑞昌铜岭铜矿、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湖北阳新港下古铜矿、安徽铜陵铜矿等等。长江中下游地区铜矿资源丰富，位于中原和关中地区的商周王朝拥有的发达青铜铸造业所需原料很有可能一部分也是取自这一地区。西周金文中曾有讨伐荆楚、淮夷“俘金”的记载，有学者认为周人攻伐这些地区，重要的目的就是打通南铜北进的途径。
而在商与西周遗址中，铸铜遗存多见，但不见冶炼粗铜的遗迹。学者推测该时期的青铜器冶炼与铸造分地进行。如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就是只见铜矿冶炼而不见铜器铸造作坊。很有可能铜器铸造完成于当时的都城或宫殿区附近。根据《考工记》等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冶炼精铜主要靠观察火候来完成，“炉火纯青”的火候才能冶炼出精铜。熔化粗铜的工具设备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商代二里冈期、殷代与西周时期的铸铜遗址中都有发现，但形制不同。二里头时期的工具，李京华先生称之为“炉”，二里冈期，如南关外东南所发现的灰陶大口尊、红陶大口缸等；殷代安阳所发现的土炉式熔炉、土坑式熔炉、小型陶质熔铜器皿和一些红色泥质陶管以及或认为具有熔铜、浇铸功能的“将军盔”等。西周时期如洛阳北窑遗址发现的熔炉已较殷墟所见体型较大。而这一时期的加热方法主要均是内加热法。
周代铜矿发现很多，如江西瑞昌铜岭铜矿、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湖北阳新港下古铜矿、安徽铜陵铜矿等等。长江中下游地区铜矿资源丰富，位于中原和关中地区的商周王朝拥有的发达青铜铸造业所需原料很有可能一部分也是取自这一地区。西周金文中曾有讨伐荆楚、淮夷“俘金”的记载，有学者认为周人攻伐这些地区，重要的目的就是打通南铜北进的途径。
而在商与西周遗址中，铸铜遗存多见，但不见冶炼粗铜的遗迹。学者推测该时期的青铜器冶炼与铸造分地进行。如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就是只见铜矿冶炼而不见铜器铸造作坊。很有可能铜器铸造完成于当时的都城或宫殿区附近。根据《考工记》等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冶炼精铜主要靠观察火候来完成，“炉火纯青”的火候才能冶炼出精铜。熔化粗铜的工具设备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商代二里冈期、殷代与西周时期的铸铜遗址中都有发现，但形制不同。二里头时期的工具，李京华先生称之为“炉”，二里冈期，如南关外东南所发现的灰陶大口尊、红陶大口缸等；殷代安阳所发现的土炉式熔炉、土坑式熔炉、小型陶质熔铜器皿和一些红色泥质陶管以及或认为具有熔铜、浇铸功能的“将军盔”等。西周时期如洛阳北窑遗址发现的熔炉已较殷墟所见体型较大。而这一时期的加热方法主要均是内加热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