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和文化谱系已基本建立

  根据出土遗物，该发掘区遗存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晚期，这与上康铜器窖藏所出的函皇父组铜器的时代基本一致。发掘区紧邻发现铜器窖藏的取土壕，二者的空间位置相近。一般认为，青铜窖藏应是生活在周原的贵族出于某种紧急情况（王室东迁）而导致的对贵重物品的临时埋藏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宗族居住区周围。因此，上康发掘区内的居址和墓葬遗存可能与函皇父家族存在联系，这里甚至是其“族邑”所在地。
  该发掘区位于任家村东北、召李村西北的任家沟西岸。发掘区地层堆积也较为简单。遗迹均开口晚期地层下，打破生土。遗迹分布相对集中，种类有半地穴房址、灰坑（个别灰坑规模较大）、陶窑等。
  三座半地穴式房址南北向排开，相互距离较近。其中，F2保存较好，平面形状为长方形，北壁被晚期墓葬打破，南壁西段稍有外扩。室内地面经处理，光洁平整，活动踩踏痕迹明显。未发现柱洞，房内近中位置有一圆形灶坑，周边地面烧红。门道在南壁偏东，向外有台阶。东壁南端另有一缺口，底部较平。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设两个门道，似显多余。参照以往的多室房子，该缺口可能是通往另外房间的过道。
  根据遗物判断，该区遗存的年代主要集中在西周晚期。小型半地穴式房址的集中发现，表明居住于此的人群构成与居住在西北方向约600米处，即夯土建筑集中分布的召陈一带的人群存在等级分化。
  为配套新建开放的宝鸡市周原博物馆，扶风县在召陈建筑基址区的东侧修建一条周原大道。大道北接法黄公路，经下樊村西、任家村及下康村东，南接关中环线，长约3千米，纵贯了遗址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宽的一半(图一：周原大道在遗址中的位置)。据以往调查，大道所经的下樊村西、任家村东北及下康村东是西周遗存的分布集中区。
  从石璋如先生开展周都调查以来，周原考古走过了近80年的历程。通过一代代周原考古人的探索，周原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和文化谱系已基本建立，局部区域的文化内涵也日渐清晰；然而对于遗址整体布局的认识仍不够深入，成了当前制约周原考古研究的瓶颈。这种情况下，有学者根据遗址内不同性质遗存分布情况，将其划分成了不同的“功能区”，并认为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的形成过程与性质可谓是“聚邑成都”，即在不同时期由众多“族邑”不断聚集而成。
  虽为“都邑”，但以往考古工作主要针对夯土建筑为主体的居址区、手工作坊区和墓地等核心功能区而进行。 “都邑”边缘地带有可能是某个具体“族邑”的遗存，则多停留在野外调查层面。2017年我们有了一次深入了解周原遗址边缘地带的契机。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宝鸡市周原博物馆于2017年2月至10月对大道范围内的遗存进行发掘。发掘总面积1950平方米，清理了西周时期灰坑179座、墓葬6座、房址4座、陶窑1座、水渠1条、道路1条，另有清代墓葬17座。根据遗迹的空间分布，发掘分三个区进行，从南至北依次为上康发掘区、任家发掘区和下樊发掘区。以下为发掘的主要收获。
  该发掘区位于上康村正东。发掘区内地层堆积简单，遗迹开口于垆土层下，打破红色生土。最下层堆积接近生土，但包含极少的西周时期遗物。遗迹多分布在村东取土壕两侧且相对稀散，以灰坑为主，有零星墓葬。遗物主要是生活类陶器，少量灰坑内出有较多的蚌壳。
  H54位于取土壕北侧，形状近方形，东西长7.89米，南北宽7.52米，底距开口最深处2.45米。坑的底部不平整，在靠北壁位置有两个柱洞，未见烧土灶坑等房址内常见设施。另外，坑底有多处大小不同的小坑或龛，其堆积和上部堆积一致，说明它们与上部大坑共时，应是附属部分。在西南角处有缓坡和台阶，表面较硬，有踩踏痕，可能是供上下的出入口。因此，该灰坑或是一座用于储藏的大型窖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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