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原主任袁靖看来，通过动物考古所了解到的家畜饲养状况等信息，为了解当时的技术与经济状况打开了一扇窗。
剪羊毛是如何被发现的？袁靖解释道，对羊的年龄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几种饲养模式，用于食肉的羊，遗存的年龄集中在1—2岁；被剪羊毛的羊，遗存的年龄5—6岁的居多；获取羊奶的羊，遗存的年龄出现非常幼小和年龄很大的两个极端。
“对二里头遗址一至三期的羊骨遗存进行年龄鉴定，发现以1—2岁居多，而在四期羊骨遗存中则发现不少5—6岁的羊，由此考古学家判断当时存在剪羊毛的行为。”袁靖说。
袁靖介绍，通过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发现，在获取肉食资源上，新石器晚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主要是依靠猪和狗等家养动物，长江流域的文化以渔猎为主，同时也饲养少量的猪和狗；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依然以饲养家畜为主，但是家畜的种类新增加了黄牛和绵羊，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以饲养家猪为主；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流域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与新石器时代末期相同，而长江流域又转变为以渔猎为主，饲养少量的猪和狗。
“通过对动物遗存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居民通过狩猎、饲养等方式获取肉食资源的具体行为，探讨各种家畜的种类、数量是否存在某种质或量的转变过程。”袁靖说。
在了解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同时，动物考古还捕捉到了跨地区文化交流的痕迹。包括古DNA检测在内的研究表明，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原产于西亚地区的绵羊、黄牛等均已跨过中国西北及北部地区，进入黄河中游地区。另外，在西北和内蒙古地区都发现了可能存在家马的证据，说明家马可能也是从中国境外传入的动物。
“对绵羊的DNA研究结果证明所选标本都是属于谱系A的，对黄牛的DNA研究结果证明主要属于T3型，这说明它们是西亚起源的物种。”袁靖指出，绵羊和黄牛自甘肃、青海地区向东传播的过程是明显的，但是追溯从哪里传到甘青地区，即是由西向东，由新疆地区传过来的，还是由北向南，从蒙古草原传过来的，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更有意思的是，通过对二里头遗址一到四期动物遗存的研究，考古学家不仅了解到了黄牛和绵羊在家养动物中所占比例呈由少到多的趋势，还发现了剪羊毛的次级开发行为。
从家畜种类看，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西辽河地区、黄河流域的家养动物逐步从狗和猪扩展至狗、猪、牛、羊。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只见狗和猪。相比之下，北方地区的家养动物种类不但比南方地区丰富，而且在数量上也明显占据多数。
袁靖指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经济状况发展进程优于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地区，为后来出现的中原中心格局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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