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的北方长城,不仅具有防御功能,而且具有开拓功能,从总体上看,开拓功能占据更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从长城的修筑过程可见一斑。秦昭王打败了义渠戎,在新夺取的土地上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并“筑长城以拒胡”。曾在东胡做过人质的燕国大将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国在东胡退却的地区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为了保护这些新夺取的土地,“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夺取了匈奴的河南地,将战国时期的秦、燕、赵长城连接起来,并继续将长城向北拓展。汉武帝时期的北方长城则越过了阴山山脉,将大漠以南、河西走廊以东的土地都纳入长城保护的范围。
总体上看,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农耕民族不断向北方地区开拓进取,长城就是为保卫这些开拓的成果修筑的。随着农耕民族的实力扩大,长城不断向北方地区延伸。战国秦汉时期,长城的开拓功能是毋庸置疑的。除了防御功能、开拓功能外,中原王朝修筑长城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将游牧民族阻隔在长城以北,但客观上,长城的修筑使农耕文明向北扩展,与游牧文明进一步密切接触,促使两种文明在长城地带碰撞冲突、交汇融合,相互学习,相互吸收。
长城不是古代中原政权的边界。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国家机制已经非常完备,但缺乏现代的国家与边界观念。当时对于民族区分的标准更侧重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居住地是中原还是周边、生产方式是农耕还是游牧等。农耕民族以“华夏”自居 ,将非农耕民族视为“夷狄”。华夏民族通过各种方式对夷狄加以改造,使其步入华夏民族的行列,也就是所说的“用夏变夷”。从“华夷一统”,“四海之内若一家”的角度,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外国”,长城也就不具备中国古代中原政权国境线的意义。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各政权没有被长城束缚住手脚,他们一有能力,就将长城继续向北方地区扩展。中国一统,四方来朝,几乎总是各中原政权的政治目标,所谓:“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荒,咸来贡职。”
长城不是华夏民族封闭、保守的象征。长城产生的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充满活力、蓬勃向上、除旧布新的时代。经济上生产力快速发展,铁器牛耕代替石器、骨器,地主土地所有制得以确立;政治上变法改革,打破了贵族分封制度,实现了天下一统,造就了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文化上前期百家争鸣,后期独尊儒术,实现了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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