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四年，唐朝攻灭高昌国，在天山东部设立西州和庭州。此后，唐朝在与西突厥的角逐中，进一步控制了天山以南的绿洲国家，并设立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然而，唐朝在西域的经营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始终面临草原诸部和吐蕃的威胁，敦煌文书记录下了长期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法藏P.2754判集文书集录了唐麟德年间与安西、西州、伊州相关的一组判词。其中有两则判词，都涉及安西都护裴行俭。唐高宗显庆二年（657），时任长安令的裴行俭因卷入“废王立武”事件而被袁公瑜告发，贬官西域。此后不久，袁公瑜也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在P.2754的判文中，袁公瑜接连追问时任安西都护的裴行俭为何将西州镇兵遣回。这件事实际上大有背景。自龙朔二年（662）起，新崛起的吐蕃开始侵扰安西四镇。次年，安西都护高贤救援于阗受挫。麟德二年（665），西州都督崔智辩再次出兵征讨。P.2754判文的时间点刚好是在出兵之后。从判文内容看，安西都护裴行俭先前将西州镇兵带至安西，要奏闻朝廷，而不是直接与西州商量。西州方面的判文也提到“得使两州安稳”，两州即是指西州和安西。这种文书运行关系及“两州”并称的语气，也印证了此时西州都督府是一个独立的军政建制，与安西都护府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统属关系。
景龙二年（708）十二月，突骑施与唐朝交恶，派兵侵扰四镇。来自沙州敦煌县的张君义参与了景龙三年四镇经略使前军救援龟兹、焉耆的军事行动，因作战有功而获得告身与立功公验。然而，不等他衣锦荣归，却战死沙场。张君义的头颅被2件告身1件公验以及1件乘马文书包着，埋葬在其故乡敦煌莫高窟附近沙丘，直到1941年，被张大千在石窟外意外寻得。这批张君义文书不仅成为研究景龙年间西域局势的重要文献，亦让我们对唐人“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战场豪迈与悲情有了更为直接的认识。
法藏P.2942《河西节度使判集》则展现了另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安史之乱”后，西北边兵入关勤王，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四节度使防御空虚，吐蕃趁势而入，于广德二年（764）攻陷河西走廊重镇凉州，切断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
《资治通鉴》与《新唐书》仅简略地提及河西节度使杨志烈随后遇害，而P.2942判集详细记录了这一重要事件的始末。凉州失守后，杨志烈赴北庭求救。不料北庭节度留后周逸勾结沙陀，于长泉驿杀害杨志烈。国家有难，北庭军将却背国自保，袭杀忠良。幸运的是，新近在明人文集中发现的《唐李元忠碑》让我们看到了事件结局：杨志烈遇害后不久，河西军将占领北庭，将周逸枭首。此外，史书中关于安西与北庭何时陷落并没有明确记载。法藏P.3918《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题记则提及，“至今大唐贞元九年……其经去年西州顷陷，人心苍忙，收拾不着”。可见西州陷于吐蕃的时间，很可能是贞元八年（792）。根据P.2132《金刚般若经宣演》的内容来看，西州可能在贞元十九年才被迫放弃使用唐朝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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