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修订即是将“台前”的审批程序，转至“幕后”的备案要求。它减少了人力牵涉面，流程仅需行政人员掌握即可。如此进一步分工，使文物专业人员能专注于文物工作本身，使借物、办展、科研等活动不被审批流程所牵制，文物办展的制度成本得以降低。这也意味着，由于供给侧的调整便利，社会公众将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我国文保单位不轻易“拿出手”的文物珍宝。修订文本显然减少了审批、降低了门槛、营造了便利环境，正与“放管服”的精神相一致。
文物、古迹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在刑法上也被视为重要的法益。对文物的法律保护，也不止于《文物保护法》。我国刑法自1997年修订以来，对于涉文物类犯罪一直有着专门规定。此外，在走私、盗窃等犯罪的规定中亦涉及文物保护。
据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对修正案草案的介绍：为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修正案草案将上述的文物保护措施审批由项目核准的前置审批，改为并联审批。
在当前的改革语境里，不少“优化”方案都表现为“简化”。政府在一些专业领域中收回不必要的主动管理，简化行政动作，降低管理成本，行政焦点由“狠抓”转移到“有备”。具体事业的主导权转交给最专业的人，如此才能真正激发行业活力，真正推进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轻简流程，不等于弱化监管。就算取消行政审批管理的事项，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还可以通过制定规范和标准、随机抽查和日常巡查、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信用管理系统等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文物保护法》在古迹方面的修订，与上述文物方面略同。修改后，文物保护单位实施原址保护，审批不再作为建设项目核准的前置条件，只需在项目开工前完成，与项目核准并联办理。
可见，刑法作为最严厉的保障措施，为文物古迹提供着底线式保护。如此一来，就构成了多层次的监管和保障，在立法层面已近完善。接下来，还须在司法和执法中落实好责任，以确保法律实施的良好效果。当然，最重要的力量是社会公众。社会普遍认知的隐性力量巨大，公众因为认识了解而尊重文物，懂得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因此，除了文物立法、执法，还须做好普法，引导公众识法守法，共同参与到文物保护的社会事业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