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这些以外，还有秦官印私印文字、秦封泥;秦半两圜钱、秦瓦当文字，以及秦方铜方升等诸权、量、衡文字。当然还有我刚才提及的简牍文字：从战国秦简到秦始皇时的秦简。它们的文字应用也都带有明显西域的地方色彩和文字特征。如果说楚系文字包括吴楚金文等等在内的南方系战国文字，有神怪诡异、飞扬跋扈、瑰丽奇变、不循故常之概;那么秦文字作为上承周王朝正宗命脉的权威象征和正统形象，它让我们看到的，则是一种事关规范、法则、秩序的稳定而崇高的审美价值观。秦印与战国古玺的对比是如此，秦简与楚简的对比更是如此。尤其是先秦时代最典型的《秦公簋》和《秦铜方升》，更说明了西秦文化文字的着力所在。
即使是秦，文字的变迁也大有讲究而不能一概而论。比如金石文字，从石刻《石鼓文》(即籀文)开始，走向《泰山刻石》《琅玡刻石》《会稽刻石》《峄山“碑”》，是一个十分清晰的脉络。过去我们归纳秦诸刻石，都叫“刻石”而不叫“碑”——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成熟的“碑制”。“碑”是东汉以后才有的制度。西汉就没有，秦始皇时更没有、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秦国尤其没有。所以从《石鼓文》《泰山》《瑯琊》《会稽》《峄山》当然都叫刻石。那为什么《峄山》又叫碑呢?因为《峄山碑》早毁，今存者是宋初徐鉉摹刻;既出于千年以后的北宋，当然叫“碑”无妨了。但古来却没有叫“泰山碑”“瑯琊碑”“会稽山碑”的;同为秦书，有此差别，就是这个道理。
秦的金文构成也很复杂。先秦著名的青铜器有秦景公《秦公簋》(公元前770)、又有秦孝公(公元前352)《秦铜方升》;秦始皇时有《秦诏版》《秦权秦量》等等著名古物。1931年容庚有《秦金文录》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石印线装本一册，收罗资料甚详，可以参考。但其中的关键差异是在于：战国西秦地域多用籀文，而到秦始皇“书同文”后则铸造多用小篆，在字体表达方面，两者虽同名“秦”;战国先秦与统一六国之秦的大小篆文字应用方法体式，在学界看来还是差别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