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基建、考古等各种因素，埋藏地下的大批古代石刻材料得以重见天日。据悉，在新出石刻里，墓志是最为大宗的材料。仅就唐代而言，现已发表的唐代墓志超过15000方。
作为一类出土文物，许多公私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将墓志作为重要藏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才智告诉记者，陆续发现与刊布的大批墓志，已经成为中古文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手史料，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墓志进行中古文史研究，《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贞石诠唐》等是近年来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千唐志斋藏志》的出版，开启了当代集中刊布墓志的先声。刊布录文的《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刊布拓片图版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融图版、录文、考释于一体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都是中古墓志的重要文献。
最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该项目首席专家、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可先，出版了《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一书。他表示，从中国的印刷书写发展史来看，汉魏晋初是纸简替代的时代，宋代是印刷繁盛的时代。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抄本文献流传最多，且容易散佚，这就凸显出墓志的重要性。此外，唐代盛行厚葬，特别重视墓志的撰写，墓志中保存着很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通过墓志研究中古文学有很大空间。
随着墓志碑刻等的大量出土，学界对于文学作品和文学家的认识不断更新。例如，唐代诗人崔颢的生平事迹由于缺乏史料记载而长期充满疑窦。《唐故居士钱府君夫人舒氏墓志铭并序》等近年来新出土的几篇石刻文献，为解决崔颢的郡望、仕途经历等问题带来了新的线索。而韦应物家族墓志的出土，更为学者研究韦应物生平提供了直接的珍贵材料。这些新材料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哪些新视角?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随着以墓志为代表的石刻材料的大量出土，很多学者将这些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比照和印证，以考察文学史演进过程中的种种面向，文学与政治、家族、地域的关系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以重要文学家族为切入点，以文学发展为指归，从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多方面考察文学的生态环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近年来，胡可先重点关注文学与家族的关系，在对文学家族墓志初步清理的基础上，集中梳理了20个文学家族的概况，从科举制度、传记文学、家族婚姻和诗人墓志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比如新出墓志中关于太原王氏家族的材料很多，这一家族曾出过王之涣、王勃、王维等杰出诗人，墓志为探讨唐代诗歌发展的家族因素提供了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