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经济发达，为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耀州窑装饰题材极为丰富多彩。花卉题材表现出象征寓意，如牡丹花有雍容雅致的花姿，被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亦称富贵花。耀瓷各种器物多有用牡丹装饰的，匠师可在印花六曲菱花口瓷碟的菱花曲处，用凸线均分六格，每格内填以缠枝牡丹;也可在碗内壁刻一枝缠枝牡丹布满全器，牡丹花朵盛开、枝叶舒展、匀称适宜，极为潇洒。莲花象征高雅，素为人们喜爱，成为众多窑口普遍使用的装饰题材，但耀州窑的印花“把莲”较为特殊，即把盛开的莲花、欲放的花苞、翻卷的莲叶、莲实及慈姑叶四五枝用“锦带”系在一起，组成“一把莲”;印“两把莲”则取对称布局;印“三把莲”的并印有“三把莲”三字。此外尚有缠枝菊花、团菊花、六格梅花纹等。反映民间生活题材的有婴戏纹、莲塘戏鸭、水波游鱼等。印花婴戏纹多印在小碗内壁，婴儿做各种游戏状态，有的是一婴戏于花间;有的是双婴荡秋千;有的是四婴裸躯戏于莲枝之上，周围衬托水波纹;还有三婴在地争夺花球、四婴攀树、八婴戏花等，极富民间情趣。水波游鱼刻、印纹均有之，如刻花三鱼纹在旋涡中悠然自得地游弋，印纹四鱼在海波中顺向追逐前行，印花双鱼被两朵盛开的莲花间隔、鱼尾朝上、腹下垂做跳跃之势等，各种鱼纹刻、印逼真生动，令人百看不厌。另外有鸳鸯、鹤、龙、凤及花鸟等。
耀州瓷制作精美，受到北宋宫廷重视，成为贡瓷。宋代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及《宋史·地理志》对此均有记载。耀州窑址曾出土印花凤衔牡丹纹碗，碗心印有“政和”年号，证实了上述的记载。
以前人们对金代(1115～1234年)统治下的耀州窑了解不多，产生了不少误解。考古工作者在黄堡镇找到了金代的作坊、文化层及窖藏，出土一批瓷器，基本上了解了金代耀州窑产品的面貌。金代仍以烧造青瓷为主，兼烧酱釉瓷、窑变天目瓷和青白玉(月白)釉瓷。青瓷以碗、盘为主，其他有碟、瓶、壶、盒、枕、炉、灯、盏等，器胎浑厚耐用，刻花、印花继续使用，有些产品釉色可与北宋时的青瓷媲美。金代的青白玉(月白)釉瓷，釉层厚，釉质滋润，釉色以青、白为主。其玉壶春瓶胎色灰白、致密，露胎处呈棕红色，通身施青白玉釉，因黏度大、透光度差而呈乳浊状，但表面有亮度。总之，金代耀州窑仍在向前发展，产量未减，质量也未降低。
以前的文献记载都认为耀州窑下限应在金末元初，通过多次的考古发掘，否定了这种看法。耀州窑在元代仍继续生产，产品有青瓷、黑瓷、白瓷和白釉黑花瓷。其中青瓷有了显著的变化，釉色已由翠绿变为青中少绿而偏黄，即姜黄色，造型、纹饰和工艺也较前逊色。但此时耀州窑又推出了白釉黑花瓷，而且产量很大。器形有碗、盒、杯、碟、罐等。一般先在胎上施以白色化妆土，然后用毛笔绘以花、鸟、鱼、枝叶、蔓草等，再罩以透明釉。烧成后黑白对比强烈、装饰性强、富有浓郁的民间艺术特色。元朝末期，耀州窑场废弃，迁往东北方的陈炉镇，自明清至今，烧瓷不绝，但均为日用粗瓷。
宋代耀州窑青瓷，刻花以犀利洒脱闻名，印花以清新秀丽为人称赞，许多窑口竞相仿制，如河南临汝、宝丰、新安城关、禹县均台、内乡大窑店，广州西村，广西容县、永福等窑，形成了一个与越窑风格不同的、强大的北方青瓷窑系，其产品风格与南方诸青瓷窑有所区别。广州西村等南方窑口仿烧耀窑青瓷则完全是为了外销。
唐代黄堡窑到五代时又有了很大发展，以烧青瓷为主，兼烧白、白釉绿彩、黑、茶叶末等瓷。五代青瓷有酒具、餐具、茶具等，多仿金银器制作，器形精巧，胎质坚硬细密，釉质滋润，有些釉色犹如雨后天晴，并发现有“官”字款的碗。这些说明五代时黄堡窑占有重要地位。宋代耀州窑就是唐五代黄堡窑的继续和发展。
宋代耀州窑以铜川市黄堡镇窑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玉华宫及旬邑安仁等窑。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故名耀州窑。宋代以生产青瓷为主，也兼烧黑瓷、窑变天目、白瓷、白釉绿彩瓷及酱釉瓷等。北宋初期的青瓷器形单纯，仅碗三种，外刻简单的浮雕莲瓣纹和花草纹。北宋中晚期是耀州窑的鼎盛期，据在黄堡镇发现的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张隆撰《宋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碑》记载，此时耀州窑的情况是“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这段文字极生动地描述了北宋中晚期耀州窑的生产过程及产品之精妙。这时的产品有碗、盘、瓶、罐、壶、盆、炉、香薰、盏托、钵、注子、注碗等。各种器皿皆有多种形式，如瓶就有十余种之多。其造型难度较大，如十二瓣瓜棱碗与十六瓣菊瓣盘等都能做到瓜瓣距离与弧度均相等，六瓣瓜棱注子与注碗也相互配合协调。
宋耀州窑装饰技法以刻花、印花为主。刻花技巧有了长足进步，刀锋犀利，线条活泼流畅。印花始于北宋中期，在制造印花器内范时已采用了翻模复制新工艺，纹饰清晰，布局严整，讲究对称。耀州窑与定窑的印花产品在宋代最为精致，但青釉印花瓷究较白釉印花瓷更惹人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