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款画珐琅八棱开光提梁壶是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最重要的画珐琅器物之一，其带加热炉和支架的提梁壶结构来自西洋器物的启发。造型洗练大方，有西洋几何风格。S形支架尽端的涡卷式，提梁上金星玻璃做成的提手亦仿西洋花柱形式。八面开光内以西洋珐琅彩表现中国传统山水花鸟画，而卷草纹样细节又带有西洋风格。
有趣的是，尽管刻意模仿了异域的风格，这两把提梁壶还是可以让观众一眼看出工艺血统。当然，乾隆款的铜镀金画珐琅提梁壶似乎更雍容自若些，大小尺度也合于实用。卢浮宫的纯银提梁茶壶则高调炫耀，仿佛要出尽风头，反映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风貌。
在展厅南面中央大展柜中，集中了中、法诸多首饰与随身饰品，其中有尚美对中国缉米珠式流苏的模仿;中、法饰品中对异形珍珠的巧用;中、法饰品中翡翠与珠玉的设计，以及香木、点翠、珊瑚、玳瑁等珍稀材质在清代配饰中的表现等。
卢浮宫藏中国风茶壶与奶壶是19世纪中期法国经典的“中国风”设计。与早期洛可可风格的虚幻想象、轻浮繁缛相比，此时期表现出的中国元素有根有据，壶身形态与开光纹饰、壶盖的兽形钮，以及壶流及提梁的树干造型都模仿得颇为精心。壶的龙纹支架及底座造型也很传神。这些中国风银茶具如此精美大气，可见饮茶在当时巴黎上层社会，仍被作为高尚奢华的生活内容来表现。
展柜中央两枚小戒指虽然不太起眼，却记录了东西两位贵族的情感经历。亚历山大·瓦勒斯基伯爵是拿破仑与波兰伯爵夫人玛丽·瓦尔思佳的私生子，他的这枚钻石戒指内壁铭刻了“Alexandre 23 9bre 1842”(亚历山大1842年9月23日)的字样，记录了他与女演员拉谢尔的相逢相恋。
民国十一年，仍居住在故宫后寝区域的逊帝溥仪娶了内务府大臣郭布罗·荣源的女儿婉容。婉容和溥仪都接受过诗书和英文教育。这对年轻的贵族小夫妻性情投合，在生活方式上一起追逐时尚。他们的一对镍金戒指外圈光素，只在戒指内壁錾刻字样，一枚为英文“I LOVE YOU FORGET ME NOT”(我爱你，勿忘我)，另一枚为汉字“允执厥中，惟精惟一”，此八字出自《尚书》，为清代帝王珍重的政治修养箴言，意喻帝王应信守中正，精纯专一。现在看来，这两枚戒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当时也代表着一种新材质新风格的流行。
来自意大利波旁家族双西西里的公主嫁入法国皇室，成为贝利公爵夫人，她为参加东方主题舞会特地定制了这把折扇。扇上画的是中国古战场一将诱敌深入的故事。此扇不仅扇骨用金漆工艺，扇面也漆工艺粘嵌贝母，模仿中国螺钿工艺。此扇尺寸硕大，工艺夸张，特为交际场合的风情炫耀而制作。相比之下，道光帝御题的折扇才真正是随身挥舞纳凉的日常之物，扇上诗画呈现出道光皇帝的闲吟逸趣。
巴黎这把中国风折扇背后的故事是，当年爆发“七月革命”，公爵夫人流亡，华丽舞会烟消云散，这把折扇甚至未能与她见面，最终成为另一位贵妇的嫁妆。
四月的故宫博物院芳菲烂漫。明艳的阳光下，玉兰、杏花、梨花、二月蓝、榆叶梅、海棠次第盛开。此时，在中轴线高耸的午门城楼上，来自法兰西芳登广场的珠宝之花也正在盛放。
珠宝美饰不同于生活用品，就像诗歌不同于散文。《诗经·齐风》中的《著》从新娘的视角写出了婚礼过程中珠宝对人情感的推动：“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所谓“著”，指大门和屏风之间。新郎接亲，入门后伫立等候，不知新娘正从闺阁中窥望自己，更不知他冠下洁白的丝绳垂饰着玉瑱，悠悠地摇动着新人的心情。展览的中方策展人、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的王跃工主任摘出这句“尚之以琼华”为展览冠名，不仅古雅生动，而且凝练地阐释了珠宝在社会文化中的神奇角色，和“东海西海，美美与共”的审美共通性。
午门展厅内，拿破仑与两位皇后的巨幅画像赫然竖立在高大的八字屏风上，与两侧尚美制作的皇家珍宝相映生辉，象征着这家御用珠宝工坊辉煌的开端。
拿破仑崛起的时代，大清的乾隆皇帝已是耄耋之年，兀自沉浸在万年升平的吉梦中。乾隆和他的爷爷、父亲都曾得益于法国传教士的帮助。这些法国人可不止会画画，他们为康熙帝讲授几何算术、给皇帝治病，还帮助清廷打造枪炮、绘制器物、修正历法、翻译经典、测绘疆域、外交谈判，并参与设计建造御苑宫殿。在17至18世纪，这些传教士是中西交流的重要媒介。正是通过这些传教士和西方的商贸船运，东西方开始相互眺望、相互了解，进而相互学习、相互着迷。
18世纪以来，通往东方的贸易航线开通之后，东方物品大量涌入欧洲，使得新兴欧洲国家对富饶而精致的中国的迷恋与热情更加高涨。在购买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漆器等奢侈品时，宫廷和贵族们不惜花费大量金钱，东方装饰的风潮盛行一时。此次展览专门设计一专题区域，将制造于19世纪中期的银茶壶与奶壶、中式折扇，与制造于20世纪初的嵌玉帆船胸针与藏珍匣展现在中国观众面前。这些被称为“中国风”的西方工艺品，无论在西方人还是东方人眼中，大概都有一种奇异的视觉效果，既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生动鲜明地反映了，近代欧洲各个时期，“中国风”都是装饰艺术的重要元素。对应尚美藏品的“中国风”，故宫博物院亦遴选出一些藏品，与之相映成趣，进行一场东西审美和设计的对话。
在此，笔者不打算越俎代庖，重复对尚美的珍宝的描述或赞美。故宫藏品与来自西方近代的装饰品似乎是更需要探讨，也更加有趣的题目。这一部分主题场景集中在展厅南线两小一大的三个展柜中，观众应特别留意，比较和品味东、西审美与工艺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