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王朝，由于蒙古打通了东西方的商业通道，所以元朝与西亚及更远的东欧都有贸易往来，当时阿拉伯商人与元朝的贸易非常频繁，而阿拉伯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我国也有大量信仰该教的回族人，所以蓝色就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色彩，这也使青花瓷在元代得以有了较大发展，自此之后，我国青花瓷一直是瓷器制造的主流品种，历久而弥新，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元代制瓷的发展除了内需外，最大的动力在于对外贸易的兴盛，在宋代就已经成为瓷器名品的龙泉瓷获得了巨大发展，规模比宋代扩大数倍，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中占有重要地位。瓷器对外销售的大幅提高，对于中外文化的交流是十分有利的，它使我国固有的以儒学为体系的传统文化接收了更多的域外文化因素，丰富了内涵，扩大了外延，增进了我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明代对于中国的陶瓷发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其最主要的标杆就是景德镇陶都地位的确立和明代御窑厂的设置。明代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仍在北方，但由于南宋以来大批中原世家大族的南迁，和元代江南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明代江南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镇市得以涌现，这也使瓷器市场获得了新的扩大，瓷器交易同步增多，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无论在工艺水平和内外贸易上都取得了空前发展。御窑厂的设立，使瓷器的创新得以在雄厚的资金支持下顺利进行，明代永乐的鲜红和甜白、成化的斗彩、弘治的娇黄在我国陶瓷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但明代瓷器的主流是青花瓷，特别是明代后期，大量的富有民间画风的纹饰使青花瓷成为传播民俗民风的媒介，吉语款识的应用和各种祥瑞图案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望，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的陶瓷上影响极为巨大，后世学者通过对这些纹饰的研究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状况，从而逐渐形成了专门的学问。明代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市民阶层日益扩大，手工业工场开始采用新的用工方式，资本主义进入了萌芽状态。从大量的外贸陶瓷产品上可以认识到这样一个史实，就是各种纹饰中增加了其他外来文化的因素，如果当时没有外族入侵，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会与其他文化有更多的融合，从而形成新的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认知的面目。
在中国陶瓷史上，清代承明代陶瓷大发展的余绪，凭借御窑厂的雄厚实力，加上皇帝个人对陶瓷的爱好，中国的陶瓷工艺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康熙时期的青花瓷浓淡明丽，色阶上呈现出极为丰富的特点，被后世称之为“五彩青花”。这一时期纹饰上的祝愿图案最多，也是人们在大乱之后希望生活稳定美好的企盼。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到这一时期的秋水芦雁、临流吟诵、耕读渔樵等画面也非常多，这反映了一种隐士的心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士的理念，也反映了农耕时代的生活情景。清代前期的著名御窑有郎窑、年窑和唐窑，烧制的瓷器非常精致，可称为中国瓷器高峰时期的代表性窑口，这些御窑不仅很好地传承了明代的陶瓷工艺，而且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更多更大的成功探索。特别是清代乾隆年间，这是被后世学者称为盛世的历史阶段，在乾隆皇帝亲自过问下，御窑厂不仅以纯熟工艺烧造出了各种色釉和青花瓷器，而且还烧制成功集诸多色釉于一体的大瓶，工艺之难叹为观止。自康熙至乾隆时期，许多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于是耶稣、圣母、天父等人像开始在陶瓷上出现，值得注意是，当时皇帝御用的器物中也专门烧造了这类产品，这是过去任何时代所没有的现象。但尽管外来的文化在不断冲击着中国固有的文化藩篱，清代的文化生态仍然非常保守，显示出中国文化中惰性的一面。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当时人所谓的“恒古未有”的巨大变迁，封建皇朝走到了历史的最后一站，但在陶瓷的制品上我们看不到反映鲜明时代特征的纹饰。当然从陶瓷史的角度来说，清末的陶瓷有着自己的特色，在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低潮之后，同治和光绪年间的陶瓷生产又出现了兴盛的局面，此阶段仕女画占据了陶瓷纹饰的主流，这既是一时审美风尚，也是新兴的商业化生产的结果。
中国的古陶瓷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大约有7000余年的历史。现在我们从中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江南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崧泽文化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大量史前遗物分析，当时的陶器生产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生产的数量不仅很多，而且在器型和纹饰上都有特色，体现出工艺上的不断进步。一部分产品并非属于日用品，而是礼器或高级工艺品，这表明史前时代人们不仅把产品用于满足日常的应用，而且已经能够把产品用于满足部落首领进行祭祀或文化娱乐的需求。这是国家尚未形成的时期，但从这一时期古代陶器的器型装饰纹样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正在流淌，它终将汇合于文明的长河而奔流不息。
纵观中国的陶瓷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始终对陶瓷的纹饰和色彩影响巨大。从陶瓷纹饰来说，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有新的特点出现，我们可以据以鉴定陶瓷的年代，但是其主体纹饰数百年来都不曾有根本的改变。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对保守的特点，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一种选择性融会，而且排斥的动力非常大，以致于中国社会虽然在明末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但终于又在原地徘徊了200年，直到被外国的坚船利炮攻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具有博大精深的特点，在人类文明史上绵延时间最长，内涵最为丰富，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完全可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目前尤其要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为构建新的历史时期核心价值观提供强有力的历史文化支撑，更好地为现实社会发展服务。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器中保留了一部分新石器时代的器型和纹饰，但随着国家的诞生、奴隶制度的确立巩固，古陶瓷在器型和纹饰上体现了当时的鲜明时代特点，那就是对于青铜器型和相关纹饰的大量复制。这一时期，在古人大量的实践基础上成功烧造了白陶产品，而原始的瓷器也产生于这一阶段。从文化的观念来说，这三个时期的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所以神权意识相当严重，事事都要向神请示，商代的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的记录，显示出商王对于上帝和祖先神灵的敬畏。陶瓷器虽然不是提供占卜的器物，但重要陶瓷器上的纹饰则几乎完全复制于当时青铜器，打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还有一点，就是商人尚白，所以商代的白陶制品不但极为精美，也是商代王室和贵族阶层崇尚白色的心理反应。周代的陶瓷器中原始青瓷的比例已经增多，说明当时在烧制瓷器工艺上的进步，从而开启了两汉魏晋直至近代2000余年青瓷烧造史的先河。
秦汉以降，直至隋唐，这一时期是青瓷特立独行阶段。青瓷的品种空前繁多，胎釉工艺也在实践中日趋精致。分析为何这一时期青瓷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我认为一是由于当时受到条件的限制，相比而言，烧造颜色釉瓷器的工艺更复杂，成本也成倍增加;二是因为两汉至魏晋时期人们崇尚道教，道教尚青淡，这也证明了传统文化对于古陶瓷产业带来的重大影响。唐代是中外文化交融的一个高峰，来自西域、日本以及东亚、西亚、南亚甚至罗马帝国的文化都对唐代文化产生了影响。在陶瓷器的演进史上，唐代占有重要位置，其中唐三彩的烧制成功把我国陶瓷的工艺水平提高到了新阶段，唐三彩雕塑题材中的骆驼、骏马和胡人再现了繁忙的丝绸之路的商旅情景，为我们了解唐代的社会文化风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另外，唐代瓷器的主流是邢窑和越窑烧造的产品，所谓“南青北白”正是当时瓷器分布的生动记载。邢窑的“类雪类银”和越窑的“夺得千峰翠色来”，体现了唐人的审美情趣。特别是唐人崇佛的风气相当浓厚，除了晚期的武宗外，其他皇帝几乎都是佛教信徒，而供奉佛教需要珍贵的瓷器，于是精致淡雅的越窑器就成了当时皇室贵族的当然选择。我们从著名的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教供器中，可以看到几件越窑瓷器，这些瓷器在出土的清账中写明是秘色瓷器，使我们不但弄清楚了千古之谜秘色瓷的真实釉色，而且也可以知道这一种瓷器在唐人的心目中高贵圣洁，是其他瓷器所无法企及的。
两宋的瓷器产生了划时代的发展，其五大名窑的工艺水平达到了我国古代瓷器烧造史上的一个高峰。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展现了宋代制瓷工艺的杰出成就，也反映了宋代主流文化的崇尚。宋代的皇帝中，宋徽宗虽然昏庸无能，导致北宋灭亡，但他在文化上则是一个杰出的人物，特别是书画艺术开创了我国书画史上的重要历史发展阶段。他崇尚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是“教主道君皇帝”，因此对于开始时的皇室定窑贡器表示不满，最后“弃定用汝”，因为汝窑的色泽是天青色，与道教青幽静谧的审美观正相符合。所以虽然这是皇帝的爱好导致了“弃定用汝”，但上行下效，皇帝的爱好决定了当时社会文化审美的风尚，加之宋代由儒教发展出来的理学盛学，这也在一定程度了折射出当时宋代的文化生态。南宋时期，由于景德镇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的上等瓷土这一条件，加上精致青白瓷的烧制成功，使景德镇逐渐知名海内外，为不久以后成为我国制瓷中心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两宋时期的黑釉茶盏是当时社会上普遍盛行的饮茶、斗茶风气的产物，茶道在我国自唐朝陆羽倡导以来至宋代已经成为民风民俗的组成部分，而斗茶则是茶道的主要内容之一。建窑和吉州窑的黑釉茶具因为其色泽易于判别斗茶水平高低而成为专用器具，对茶道的推动和传播域外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