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香具的利用在夏商周三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说香具文化已经形成了，——因为香的使用已分出了供香、礼香、药香体系与系列，而且香文化已融入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从现有的资料研判，夏代行祭的香具，已知有彝鼎之属。商代的盛香用具已有陶器和部分青铜礼器了。周代祭祀用的青铜香具和陶香具已经很完备了。
夏代社会发展的情况，古代文献记载既少，又多模糊不清。有关夏代的地下考古工作，目前还在继续探索中。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夏代社祀已经开始成为国家的象征，已经基本具备了后代社祀的基本功能。《夏书·胤征》《尚书·尧典》都记载有夏代祭祀日神之礼。从现有的资料研判，行祭的香具，仅知有彝鼎之属。辟秽清洁之香具，目前尚不得而知。
宋代丁谓著《天香传》中云：“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达蠲洁。”说的是用香的历史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用来供奉神明，亦可达到辟秽清洁的目的。丁谓还引《三皇宝斋》赞美“古圣钦崇之至厚，所以备物实妙之无极”时说，香珠法制香工具“缄以银器”。宋代高承撰《事物纪原》，专记事物原始之属。其中曰：“黄帝内传有博山炉，盖王母遗帝者，盖其名起于此尔，汉晋以来盛用于此。”丁谓和高承的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宋人的这个上古之人用香具的观点是存在的。
唐代孔颖达撰《尚书注疏》，其中谈道：“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徳惟馨。(传：所闻上古圣贤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气动于神明，所谓芬芳非黍稷之气，乃明德之馨，励之以德也。)尔尚式时，周公之猷训，惟日孜孜，无敢逸豫。(传：汝庶几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当日孜孜勤行之，无敢自宽暇逸豫。”)《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在香文化的领域里，它也是一部很重要的书籍。因为它标示出香文化之于政治功能的最重要的一点——明德。
关于烧香与祭祀、拜佛敬道，北齐魏收撰写的《魏书》是这样记载的：“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自周代以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汉武帝时缴获“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可见外来的和尚，在汉武帝时并不吃香。
史前文明中最初的香具主要用于祭祀、驱瘟避疫，香料有三牲、鬯酒、烤肉和各种花草类香等。对史前的香具，尽管学界有争议，但是马家浜文化香熏炉的发现，说明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已有香具的出现，在学界还是得到认可的。
商代用香延续夏代，辟秽清洁之香具，目前亦尚不得而知。祭祀香具有所发展。从商代起，我国进入到了青铜器时代。我国商代的青铜器具，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同时也是宗庙中的礼器。商代的青铜礼器如鼎、鬲等多用于盛放牺牲类香材和酒类香材，用于祭祀。
“周人尊礼”，因此礼法完备，香材、香具都有完善。《礼记》《周礼》等典籍对陶匏、陶豆(登)、圭、璋、瓒等祭祀香具多都有记载。这是中原地区可考的最早的陶瓷类香具了。
《尚书·舜典》载：“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这里所说的“柴”就是“柴祭”，是后世“香祭”的滥觞。《尚书·舜典》又载：“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说的是当时柴祭的形式是封土为坛举行祭祀。那么承香之具就是土坛了。
除了上述说的香具用于祭祀外，在治理国政的教化中，熏香炉具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东晋方士王嘉曾说：黄帝“诏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于兰蒲席上，燃沉榆之香”。可见，中国最早的治理国家的最高领导集团，其统一思想是在香烟缭绕的环境下完成的。
《礼记·郊特牲》载：“天子适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宋代著名学者林之奇撰《尚书全解》中云：“敬念祭祀之事，尝考之诗如曰：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这些仪式所用之器，即为“盛香”之具。“于豆于登”，即香具。语本《诗·大雅·生民》：“于豆于登。”毛传：“木曰豆，瓦曰登。豆荐葅醢也，登盛大羹也。”孔颖达等奉敕撰《礼记正义》云：“其祭天之器，则用陶匏。陶，瓦器，以荐菹醢之属，故《诗·生民》之篇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荐物也。匏酌献酒，故《诗·大雅》美公刘云：‘酌之用匏。’注云：‘俭以质。’祭天尚质，故酌亦用匏爲尊。皇氏云‘祭天用宗庙牺尊’，皇氏又云‘祭天既用牺尊，其陶匏者，是盛牲牢之器’。今案陶匏所用，如上所陈。”《尚书通考·卷三》亦云：“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孔颖达疏：“陶谓瓦器，谓酒尊及豆簋之属，故《周礼》旊人为簋。匏谓酒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