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时期最大的一件有铭文铜鼎

  大盂鼎于清末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具体地点一说岐山县礼村，一说郿县礼村，曹玮、李朝远先生考证认为，大盂鼎、小盂鼎很有可能出土于郿县，目前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尚未在岐山县礼村发现有青铜器。鼎出土以后，几经转手，先后被左宗棠、潘祖荫等人收藏。这一收藏记录最早见于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又于其所著《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图》中首次著录该鼎。此鼎于被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带回苏州，在其寡孙媳丁达于（后因代表潘家改姓潘）女士维持家业期间，躲过日军纠缠，于1951年连同大克鼎一同捐献给上海博物馆，1959年大盂鼎调归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主要记述周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盂的史实。周王在宗周向盂叙述了文王、武王、成王三位王的立国经验以及商代君王沉湎酒色最终亡国的教训，周王令盂继续其祖先的官职，并效法其先祖南公，忠心辅佐王室，慎重处理诉讼案件，管理好军事事务等。周王还赐给盂车马、命服等赏品以及人鬲、庶人、驭、臣等1709人，盂为感谢周王的恩德，铸造此鼎传之子孙以示纪念。

  大盂鼎的年代，早期如吴大澂、王国维等学者将其年代定为西周早期成王时期，现今大部分学者将该鼎年代确定为西周康王时期。该鼎涉及了大量的西周史实，包括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过去学者们一直根据文献认为西周时期分封从武王时期开始，到成王时期结束。通过大盂鼎铭文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在康王时期分封活动仍在继续。铭文中还提及商代饮酒之害，诰命群臣要以文王为榜样，效法文王的德行。其内容与《尚书·酒诰》内容相似，与《尚书》中的周书诸篇相对应，佐证了《周书》的可靠。对于研究三代历史也有极为必要的补充。
  自此鼎出土以后，学者们先后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潘祖荫、徐同柏、汪仲霖、吴式芬、刘心源、刘体智、方浚益、吴大澂、罗振玉、吴宝炜、闻宥等人均藏有该鼎或铭文或器形的摹、拓本，之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著的《殷周金文集成》选录的潘拓本和上博拓本为世人所熟知。大盂鼎的发现与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古文字学、青铜学研究和西周史学的发展。
  大盂鼎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时期最大的一件有铭文铜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口沿上有直立大耳，下腹倾鼓，圜底，柱足。上腹饰有兽面纹带，足上端也饰有兽面纹，并有扉棱。鼎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青铜鼎的铸造工艺精湛，造型威仪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