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

  近日，集齐全国30家文博机构240余件“国家宝藏”的“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展，记者有幸随上海博物馆青铜部副主任马今洪、湖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熊建华一同观展。
  今年1月底，湖南省长沙市飘起了十年一遇的大雪。在驱车前往湖南省博物馆的路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看着层层堆起的白雪，喃喃自语道：“明天能顺利回京么？这雪怎么就下这么大呢……”“嗐，还不是因为您给这次联展取的好名字嘛——‘东方既白’！您瞧，这不给您 ‘白’上了嘛！”陪他前来的家人笑道。
  在鉴壶旁，摆了一组山西出土的“侯马盟书”及河南出土的“温县盟书”，都是当时晋国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用誓词。展览说明写道：“据《春秋》记载，242年内诸侯国之间朝聘盟会多达450次，反映了诸侯国之间、公室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相互之间，为重新划分利益订盟誓而破坏原有礼制的事实。”马今洪说，春秋时期经常会盟，通常召集人即是盟主，盟主就是“老大”，最为人熟知的五个“老大”是春秋五霸。订盟书的意义在于规定利益边界，主要是为了盟主的利益，“老大吃肉，小弟喝汤”。
  再往前走，看到了一件“秦公钟”和一件“秦公镈”，均由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供展。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得知，出土时一共有8件铜器，其中钟5件、镈3件，上面均有铭文。铭文合计135字，据释文，主要是颂扬秦国先祖的业绩。铭文记录到了秦宪公之时，再结合行文的口吻，学界基本推断作器者是宪公之子秦武公。武公征服了周边戎族，使秦国势力达到关中渭水流域。在钟和镈旁，各有一个S型的钩状物。马今洪解释，这个钩状物是挂钟、镈用的。镈敲出的是单音，钟敲出的是双音，钟的敲击点一个在下方的中心位置，一个在右下侧铸有小鸟图案的地方。“有了双音钟，就可以用数量较少的钟构成完整的音阶了。”马今洪说。
  绕到下一个展厅，只见两个展柜中放着一把铜矛、一把铜剑，它们的主人分别是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这两件兵器都是1949年后在湖北江陵发现的，即当年楚国郢都所在地。学界推断，在越灭吴、楚灭越后，这两件王的兵器都成了楚国的战利品。
  上海博物馆青铜部副主任马今洪听后笑起来，他说，最初展览定名为“轴心时代”，但由于说到“轴心”二字，人们总会联想到二战时期的“邪恶轴心国”，所以最后李零先生将其改为“东方既白”，取中华文明革新黎明之意。
  “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位于湖南省博物馆一层，是湖南省博物馆新馆首个大型特展，收取门票30元，展期到今年3月28日。与两个常设展“马王堆汉墓展”、“湖南人展”的客流量相比，展厅内的人不算多。展陈的器物来自全国30家文博机构，总计240余件/套。从展陈空间看，器物的放置空间比较疏朗，不少展品都单独置于一个玻璃柜中，可以观赏到至少三面的细部。进馆时，恰好赶上一波馆内安排的讲解。不过，有马今洪在，还是听他的独家解说吧！
  此次特展共分为5个单位，第一单元为“礼崩乐坏，诸侯混战”。据展览解说，这一单元是为了说明春秋战国历时500余年，局势跌宕变幻，“随着长期的争霸与兼并战争，社会发生大变革，社会秩序重组，为秦朝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奠定了基础”。记者发现，这一单元的展品以青铜器为主，包括生活器物、乐器、盟书、各类兵器等。
  进入展厅，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作为“诸侯僭越周王礼制”案例的“郑国公的九鼎八簋”，在硕大的玻璃柜中放着九鼎、八簋、九鬲、两方壶、一豆、一圆壶、一鉴。据展览说明，这组器物是春秋时期郑国公室用器，郑国是周厉王少子的封地。马今洪介绍，鼎是盛肉用的，簋是盛粮食用的，鬲可盛肉也可盛粥。按周朝礼制，郑国公作为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据展览说明，“国公始用天子规制的九鼎八簋”，之后许多诸侯国也依照此例，“充分反映了列国公卿纷纷僭越礼制的状况”。
  在九鼎八簋对面，放置着一组根据使用场景复原排列的“楚王孙诰编钟”，作为“卿大夫僭越周王礼制”的案例。这组编钟1978年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墓主是楚国令尹子庚。令尹相当于宰相，子庚是楚庄王的儿子，死于公元前552年。马今洪介绍，编钟作为礼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编钟制度形成于西周早期。编钟的使用有一定的规制，一般认为西周晚期或者春秋早期，编钟僭越使用的情况开始悄然出现。到了春秋中晚期，各诸侯与卿大夫大规模打破原有等级规制，“礼崩乐坏”的局面形成。“编钟是一种相当专业的乐器，只出现在高等级贵族墓中。”马今洪接着介绍道，这组“楚王孙诰编钟”，分上下两层悬挂在钟架上，下层为低音区，演奏时作和声之用；上层为中高音区，演奏时作旋律之用。经过调音，每个钟可以发出两个音，从最高音到最低音，总音域达四个半音程。上层七音俱全，而且多数有半声音阶，可以旋宫转调。音乐考古界认为，这套编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春秋时期音域最宽、音律和谐、音频准确、保存完好的一套青铜打击乐。说到编钟，总让人联想起曾侯乙（约卒于公元前433年），他墓中出土了65枚编钟。马今洪说：“曾侯乙是个音乐家，他墓葬的特点就是乐器特别多，他墓里出土的乐器数并不具有可比性。”
  再往前走，一个大玻璃展柜中陈列了一鉴一壶，名为“晋赵简子用铜鉴、铜壶”。这组器物1988年出土于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赵简子为晋昭公时卿大夫，是战国时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马今洪介绍，青铜器的发展基本可分为五个阶段：萌生期（夏）、育成期（商代早中期）、鼎盛期（商代晚期、西周早期）、转变期（西周中晚期、春秋早期）和更新期（春秋中晚期、战国）。从西周中晚期开始，青铜器逐渐发生变化，“形成了新的礼制制度、新的意识形态”。但在“更新期”，在器形、纹饰方面，青铜器一度出现了“仿古”风潮，这组器物中的鉴，所饰的兽面纹就是“仿古”图案。在陈列的器物旁，还配有“壶鉴出土时组合使用图”，图中，铜壶被放置在铜鉴中。马今洪说，很可能壶中放酒，鉴中放冰，再将酒壶放入冰鉴中，制作成冰酒。难道古人还要用冰酒陪葬？“讲求排场嘛！”马今洪说，从许多墓葬的线描图可以看出，墓葬中器物的摆放都是从“活人视角”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