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化或思想遗存，敦煌佛教类文献不仅是宗教资料，而且记录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我们转换视角，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多元的史料价值，可以为解决相关研究领域的难题提供契机。
一是关于书籍史的问题。敦煌文献发现以前，诸如对书籍装帧、造纸术和印刷术等问题的讨论，多依据传世文献记载。敦煌佛教文献的面世，则提供了鲜活例证。如中国纸本文献的每一种装帧形制——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旋风装、缝缋装和粘页装等，都能在敦煌文献中找到样本，并排列出装帧形态的完整演变过程。如关于龙鳞装的争讼较多，P.2046《汉藏对译字书》等的装帧形态，为故宫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原装帧形态是龙鳞装提供了有力支持。而S.5444《金刚经》则是证明龙鳞装向册页装演变过渡的例证。作为印刷术的发明国，我国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印刷品实物，即敦煌唐咸通九年（868）《金刚般若波罗经》（S.P.2）刻本，印刷精美、图文并茂，说明印刷术当时已非常成熟。
二是关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问题。敦煌是丝路重镇，敦煌佛教文献中也保存了各地区和民族间交流的重要素材。如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P.2001）、慧超《往五天竺国传》（P.3532），这些著作记录下了求法僧的西行路线及当时见闻。而S.393《普化大师游记》记录了印度僧人普化五台山巡礼的经过。
三是关于社会史的问题。敦煌本佛教文献中存有数千条写经题记。这些题记内容纷杂，我们不仅可以借此分析民众对不同经典的认可度，也可以探究敦煌社会历史背景与民众生活状态。如P.3918《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系吐蕃占领敦煌初期一位唐朝“破落官”赵彦宾所写，通过题记我们可以对此经的翻译和流传过程、敦煌陷蕃以及当时的社会状态等有直观认识。津艺4532《无常经》乃是敦煌名士翟奉达为其亡母马氏追福的设斋功德经，其后题记反映了当时社会流行的“七七斋”等风俗。P.2086《邑人净通师等写经题记》则显示了佛教同好者组成的“写经社邑”，这与敦煌石窟中的邑人题记可相互印证，有助于我们进行综合研究。
在敦煌佛教文献中，还有很多反映僧团和世俗信众日常生活及心态信仰的材料，诸如寺院经济文书、牒状、邈真赞等材料，为我们大致描绘了敦煌僧团的运转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具体面貌。例如，一些材料可以揭示以下历史事实：在吐蕃占领至归义军时期，敦煌很多僧人居家而不居寺，甚至蓄财养子，为了财产而与家人官司争讼。这种有别于中原僧团形态的现象，是我们考察敦煌僧团在区域社会中作用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又如悟真等僧统的资料显示，吐蕃归义军时期，僧人参政非常活跃，僧官们也会插手各种世俗政务，甚至可以作为地方使节，参与中央政府和周边政权的政治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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