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后)母戊鼎最初是在1939年被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农民所发现，但为了避免文物落入日寇手中，村民们在将它掘出之后又重新埋入地下，直到1946 年4月，这座大鼎才再次被挖出。
在大鼎重新出土后不久，《申报》特派员邵慎之就赶到河南安阳进行了实地采访，在10月27日的《申报》报道中，他最早将大鼎内的铭文释读为“后妻戊”“后戊妻”或者“妻戊”。
但是仅在21天后，古文字学家张凤就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一文，认为大鼎内的铭文应该释读为“司母戊”，这一观点后来被官方采用。
同年7月，司(后)母戊鼎被收归国有，并在10月运往南京作为蒋介石六十大寿的献礼，此后收藏于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其名采用“司母戊方鼎”。
将铭文解读为“司母戊”的观点，普遍认为这里的“司”同“祀”，铭文的含义为“祭祀母亲戊”。但这样的解释却不符合青铜器铭文内容的惯例，在商周时期表示作器者或者受器者的青铜器铭文制度中，并不存在动宾关系的句式。
但如果将其释读为“后母戊”就完全符合惯例。“后”字在古时有“君王”“领袖”的含义，也可延伸为“王后”“母后”之意。如春秋时期的《竹书纪年》中就以“后”指夏朝的君王，即“夏后”;晚商甲骨文中则有将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称为“后妇好”的例证。
按照这样的解释，“后母戊”即可表示是商王的母亲戊，这样的释文在句式上似乎显得更为合理。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2010-2011年基本完成改扩建工程之后，国家博物馆在出版图录和专题展览中将原来的“司母戊鼎”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
不过，国家博物馆的这次更名并没能终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争论，学术界内的争议仍在继续。
1948年5月，司母戊鼎作为重要展品在南京中山门内半山园举办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展览会上展出。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司母戊鼎”未及运往台湾，留藏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50年3月，“司母戊鼎”入藏刚刚成立的南京博物院。1959年，又被征调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并在“中国通史陈列”中展出。在此期间，这件文物一直沿用“司母戊鼎”的名称。
不过，尽管官方收藏机构一直采用“司母戊鼎”的名称，但争论却从未停止过。反对者们质疑“司母戊鼎”这一名称的理由除了在字形上“司”也可以释为“后”以外，从铭文含义的解释来讲，“后母戊鼎”比“司母戊鼎”更加合理。
司(后)母戊鼎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其名称是按照惯例依据铜鼎内壁上的铭文而定的。但直到今天，这几个铭文的释读结果依然没有定论，争论最多的就是铭文中最上方的那个字究竟是“司”还是“后”。
这个表面上看似乎最容易辨认的“司”字，为什么却会引起专家学者们的争论呢?
这其实是因为在铸造司(后)母戊鼎的晚商时期，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中的用字都存在正反通用的情况。
也就是说，铭文中这个看上去是“司”的字形，其实也完全有可能是“后”的异体。也正因此，司(后)母戊鼎的命名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争论。
晚商时期，同一片甲骨上的甲骨文中存在“后”“司”字形混用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