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舒青铜器中的流甗造型也是自陶器而来。流甗亦称甗形盉，由两个连铸部分组成，上为较深的钵形口部，束腰，下为空足鬲形，器腹设流，右侧设有一曲形鋬，流与鋬呈直角。在江淮地区的早期文化遗址中，有一类陶器可以看作是青铜流甗的祖型。19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工作，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薛家岗文化，以及堆积其上的商周文化遗存。在商周文化遗存中，出土了一种陶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有较深的钵形敞口，下半部有三足，并设置流和鋬，已具备流甗的基本型态。安徽六安堰墩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陶质流甗，上半部为钵口，下半部呈锥足鬲状，并具长鋬、短流，安徽肥西小八里村出土的流甗与之器型接近。
关于群舒青铜器，近30年来陆续有研究成果推出，其中有关群舒青铜器的造型来源也有所涉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根据张懋镕先生在《简论仿陶铜器与非仿陶铜器》一文中的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容器的来源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仿自陶器，即所谓的仿陶青铜器，诸如鼎、鬲、甗、簋、豆、觚、爵、斝、罍、尊、卣、壶等等，这种类型占了青铜器中的多数;另一类为非仿陶青铜器，如觥、方彝、簠、盨、敦、铺等。
牺首鼎的造型来源则是另一类的非仿陶青铜器，郑小炉先生在《试论徐和群舒青铜器——兼论徐、舒与吴越的融合》一文中认为，兽首鼎在当地早期文化中难以找到踪影，因此把目光投向别处，与之形制最为相近的是山西侯马上马14号墓出土的青铜匜形鼎，明显是由青铜匜结合青铜鼎形制发展而来，但是这种器物前面的兽首中空成流形，与兽首鼎的兽首封口、卷曲双耳的特征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后者的这种特征正好与部分青铜觥的兽面特征比较接近，因此，兽首鼎是由青铜匜、附耳鼎和觥三者部分因素的结合并有所改造而成。
1991年安徽庐江三塘乡轮窑厂出土了4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件盒形器。其盖面呈正方形，四角尖突，盖顶四边弧凹，盖为圆口，器、盖子母口，器身扁矮，敛口，弧腹，平底，设有四个圆柱状短足，四足之间有凸出的宽条将底部围成一个方形。盖、器两侧应设有半环耳衔环，但器身衔环缺失。通高21厘米，口径28.5厘米。无独有偶，上海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此类器物，造型、纹饰、尺寸基本相同。这类盒形器出土不多，1971年安徽肥西县柿树岗小八里村出土1件，1975年安徽寿县严肖湖出土1件，造型略有不同，但盖面四角尖突，盖顶四边弧凹却是一致的。关于这类青铜器的定名，或称之为簋，或称之为小方盒，我们暂称为盒形器。
与盒形器同出的青铜器有牺首鼎、流甗等，这些青铜器的时代均属春秋时期，在器类、组合、形制诸方面皆有明显地域特点。这些器物1950年代以来，在安徽中部的舒城及其附近地区陆续都有出土。《左传》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杜预注：“群舒，偃姓，舒庸、舒鸠之属，今庐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龙舒。”孔颖达正义：“《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以其非一，故言属以包之。”舒原本为一个大亲属集团，后分为各部，在此基础上形成小国林立的态势，既有宗亲关系，又相互独立。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认为群舒之宗国大致在今舒城，而散居于舒城、庐江至巢县一带。从出土地点和所属时代分析，盒形器等青铜器有别于同时期周边的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属于一种区域性的青铜文化遗存——群舒青铜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