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塞拉皮雍不远处，马里埃特发现了宫廷官员和大地主提（Ti）的坟墓。如果说神牛墓的最后修筑工作还在托勒密时代进行，那么富有的提先生的坟墓可以算是非常古远了。当胡夫、卡夫拉和孟卡拉（Mykerinos）国王还在修他们的金字塔时，这座坟墓已经完工了。这座坟墓是死者安息的处所，它比以前任何纪念碑都更好地表现了生动活泼的直观性。马里埃特早就非常了解古埃及人的殡葬方式，所以对这座墓中除了发现各类首饰之外能够找到日常用品、丰富的画作、述说一切的浮雕也不抱太大的幻想。但从大厅和过道向他发出来的光，超越了他直到当时所有对详尽的日常生活的描绘的想象。
对马里埃特的时代而言，这些图无可比拟的价值并不在于其艺术价值，而在于这些场景向我们透露了古代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中最隐秘的细节。这些图不仅告诉我们古埃及人做了什么，还告诉了他们是怎么做的。埃及人以非常细致的，但在技术手段上还是十分原始的方式来克服生活中的物质上的困难——当时可用的只有奴隶，通过对这一切的深刻了解更加使人认识到，埃及人建造金字塔实在是太伟大了，对马里埃特那个时代来说这种成就还是个谜。
在马里埃特从开罗的城墙上首次远眺古埃及帝国之后的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在从事考古挖掘的过程中无能为力地、眼睁睁地密切关注着埃及的古董被悉数贩卖，八年后他终于完成了他一直朝思暮想的一件事：建立“埃及博物馆”，不久后他被埃及总督任命为埃及古代文物的总监管以及埃及考古工作的总监察官。
但我们也见识了，而且也一再见识到，提先生这样的官员被赋予什么样的权力。村官们被赶到他的府前去结账，他们被强盗们在地上拖着走，被非常粗暴地掐着脖子。我们看见排着长队向他敬献物品的农妇，看见驱赶、宰杀牲口用作祭祀的仆人。我们还通过房屋的一扇窗口看见提先生的家庭生活：提先生在用膳，提先生和夫人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提先生在捕鸟，提先生及一家在三角洲旅行，提先生在纸莎草荡中乘船——这是最美的一幅浮雕。
他立于舟中，逐波而行，划桨者弓着身子，几乎压到船帮。纸莎草荡的上端是惊起乱飞的鸟群。他脚下的水中满是鱼儿和尼罗河的动物。另一只小舟在前面探路。舟上的人甩出标枪，套住河马的颈部，一头河马正撕咬着一条鳄鱼。尽管构图严谨，线条明快准确，全图所描绘的场景对我们这些今天的人来说，还是隐匿着一些可怖的东西；提先生不但行驶在密集的纸莎草荡中，他也行驶在世界所有的丛林中。
富有的提先生非常看重一点，他要把生前所使用的一切，无论巨细，死后全都带在自己身边。当然，这位富足的提先生，将自己置于展示画面的中心，他比奴隶和其他的贱民要高大三四倍，这一身体比例与他的权力、地位相应，用来强调他在那些底层人和无权势人面前的重要性。
但我们在经过加工整理的、线性展开的、详尽的壁画和浮雕中看到的不仅是游手好闲的富人，我们也看到进行剥麻的人、收割谷物的人、赶驴子的人、脱粒扬场的人。我们看到4500年前建造船只的场景：伐木，加工船板，搭建舱顶，手夯和敲打船铁钉（这里用的不过是现在的术语，在那个时代“铁”也就是当时的铜）。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识别出当时用的工具，可以看出：锯子、斧子，甚至锥子当时人也都会使用。我们看见熔化黄金的金匠，看见当时的人如何对高温炉鼓风；我们也见到了石匠、石雕匠、皮匠怎么工作。
博物馆于1891年迁往吉萨，1902年最终落户开罗，博物馆建在距尼罗河大桥不远处，由杜尔尼翁（Dourgnon）以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建造，这种风格在那个世纪之交是最受追捧的。这个博物馆不仅是文物的收藏地，它同时也是一个文物监察机构。从这一刻开始，所有在埃及发现的，不论是偶然找到的还是有计划发掘出来的东西都属于博物馆，个别作为荣誉礼品留赠给那些严肃的挖掘者、考古学家和学者的文物除外。马里埃特以此阻止了肆意贩卖、偷盗古董的行为，这个法国人为埃及保护了本来就理应属于埃及的东西。埃及人怀着感激之情在博物馆的前院里为他立了一座塑像。马里埃特逝世以后，他的遗体被运往埃及，葬于一具石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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