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至7月，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组成的考古队对该城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区选在宫殿区“皇台”之上，发掘面积近500平方米。出土遗存比较丰富，其中遗迹包括灰坑270余个、沟渠10条、水井4眼，还有房址、窑炉等。出土大批遗物，其中陶器有鬲、盂、豆、罐、盆、瓦、瓦当、砖等，铜器有新莽铜器8件，以及钱币、印章等。遗存的年代多数属于春秋、战国、汉代，另有少量北朝至隋唐时期遗存。
这批新莽铜器出自3号水井(J3)，共有8件，即诏版2件、货版1件、衡杆1件、环权4件。3号水井为圆形砖井，下部用陶制井圈套接而成。井口直径1.1(井坑直径2.3)、深11米，错缝砌筑规整，大部保存完好。
2件诏版形制大小基本一致，均为正方形，埋藏中因受挤压而略有变形，边长26、厚0.5厘米左右，重约2700克。正面中央均阴刻81字篆书铭文，竖行书写，排列规整，共9行，每行9字，可初步释读为: “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亨传亿年。”这81字的铭文应是王莽建立“新”政权并施行度量衡改革的诏书。
1件货版(暂名)，也为正方形，略有变形。比诏版略小而轻。正面阴刻7字篆书铭文，分别为“黄金”、“铜泉”、“絮”、“布”、“帛”，其中“黄金”位于中央，其余分列四方。
铜权和铜衡共5件，应为1套。1件衡杆，长条形，两端有下悬孔及上悬孔各1个。残长约1.2米(推测残失部分约有1.1米，应合汉丈一丈)，上有篆书铭文，内容与诏版一致。4件铜权形制均为圆环形，大小有别，直径6.7—27.5厘米不等，分别铸有三斤、九斤、重钧卅斤、重石四钧等计重铭文(按汉代一斤约合今0.5斤计算，分别重约1.5、4.5、15、60斤)，另有“始建国元年正月葵酉朔日制”铭文，最大的一石四钧权还有81字诏书铭文。
根据“始建国元年”等铭文信息可知，这批铜器应铸造于公元9年。综合3号井的出土层位和同出遗物判断，此井应建于西汉初期，到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扔入这批铜器并填满杂物，以掩藏铜器免于被发现，其历史背景很可能与新莽王朝末期的社会动乱有关。
关于这批铜器在当时是如何使用的，结合已有研究初步推测，权衡1套5件的使用类似现在的天平称重，即衡杆两侧分别挂载铜权和货物，上悬孔(应位于完整衡杆的中部)用作称重时的支点，属于等臂式衡器。2件诏版的使用，推测很可能是嵌于木制方形量器斛的外壁，可惜木制量器已腐朽无存。关于1件货版的使用方式，因为是第一次出土这种铜器，还有待深入研究。
为了论证这批铜器的价值，山东大学于9月2日举办了专题座谈会，邀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中科院自然科技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权威学者10余人与会。
经过对这批铜器实物的仔细考察和深入研讨，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铜器是新莽王朝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制造的度量衡器，而且制造精良，保存基本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如诏书中的“德帀于新”即指王莽建立“新”王朝，“同律度量衡”即指实行度量衡改革。这与《汉书》“王莽传”“食货志”“律历志”的记载多可对应，对研究王莽托古改制和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重大历史问题具有重大学术研究价值。
根据现有资料，王莽时期的度量衡铜器以前发现很少，只在甘肃定西市和合水县等地发现了不足10件，而且多为村民偶然挖出。邾国故城这次出土的8件铜器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正式科学发掘出土的，也是一次性集中出土数量和种类最多的汉代度量衡器。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应存在汉代官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线索。
9月2日，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召集国内专家，举行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出土新莽度量衡铜器座谈会。之前6月初，山东大学考古队在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8件有铭文的精美青铜器。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是新莽王朝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制造的度量衡器，也是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此类铜器，具有重大学术研究价值。
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地处峄山南麓，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6平方公里，城内中部为面积近17万平米的高台，应是宫殿区所在，俗称“皇台”。根据《左传》等文献记载，公元前614年邾国国君邾文公迁都于此，战国晚期邾国被楚国所灭。秦汉至两晋时期为邹县县治，北齐时迁至现邹城市区一带，该城址逐渐废弃。其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00年(公元前614—公元556年)。遗址自清代以来不断采集出土重要文物，但是一直没有开展正式考古发掘，2014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大学承担该城址为期十年的田野考古项目，2015年春季山东大学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
